左旋
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且以有用之兵饷，守此瓯脱不毛之土，劳费正自无穷，而道里遥远，音问隔绝，实觉孤危可虑。若惮其劳费，而弃之不守，适堕日人狡谋，且恐西人踞之，经营垦辟，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悔。今彼乃议改前约，倘能竟释球王，畀以中南两岛，复为一国，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强应许。
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谨绎总理衙门及王大臣之意，原虑日本与俄要结，不得不揆时度势，联络邦交，洵属老成持重之见。然日本助俄之说，多出于香港日报，及东人哃喝之语，议者不察，遂欲联日以拒俄，或欲暂许以商务，皆于事理未甚切当。查陈宝琛折内所指日本兵单饷绌，债项累累，党人争权，自顾不暇，倭人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均在意计之中。
何如璋节次来书，亦屡称日本外强中干，内变将作让之不能助我，不让亦不能难我，洵系确论。盖日本近日之势，仅能以长崎借俄屯兵船购给煤米，彼盖贪俄之利，畏俄之强，似非中国力所能禁也。岂惟日本一国，即英、德诸邦，及日斯巴尼亚、葡萄牙各国，皆将伺俄人有事，调派兵船，名为保护商人，实未尝不思借机渔利。是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
夫俄与日本强弱之势相去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侮我尤甚矣，而议者之谋，若有相反者。臣之所未喻也。至若江苏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福州、厦门，均系各国通商口岸，日本即欲来扰既无此兵力饷力，必不敢开罪于西人。惟台湾孤悬海外，地险产饶，久为外人所窥伺，苟经理得宜，亦足以控蔽东南，应请庙谟加意区画渐收成效。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诚以洋务愈多而难办，外侮迭至而不穷，不可不因时振作。
臣前奏明南北洋须合购铁甲船四号，其数断难再减，所有请拨淮商捐项一百万两，仅准户部议拨四十万，不敷尚多，应请旨敕令全数拨济各省关额拨海防经费，前经奏明严定处分章程，仍未如额筹解，倘再延玩，尚拟请旨严催。水师、电报各学堂，亦已陆续兴办，数年之后，船械齐集，水师练成，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始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又总理衙门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祇论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
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彼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报，一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俟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
俟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明诏既责臣以统筹全局，切实指陈，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无甚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再，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雄远，物产丰饶，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泰西兵商各船，由西南洋来者，必经台湾、厦门之间。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遣兵侵偪台湾生番，前督臣沈葆桢始议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巡抚渡台督办。前抚臣丁日昌复详陈经画台湾事宜，措注颇有远略，乃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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