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无取远调也。就兵筹饷，无许过糜也。使兵可久戍，饷可久支，始足集事耳。顾筹饷更有难于筹兵者，滇富在铜，而利源未开，粤富在商，而弊端难绝，屯见在之兵，以待无着之饷，宜疆臣借口于绌饷，而计臣蹙额于用兵也。夫竭内帑以供边饷，诚为弊政，然借洋债以偿兵费，不益之辱乎？今宜以滇饷委之四川，以粤饷委之粤海，部臣前议拨川盐局二十万与滇，近又拨饷八万与粤，使不搜军实，则已多矣，实修边防，臣恐不足，应请敕丁宝桢议月协唐炯一军若干万，
敕粤海关监督借拨粤西军饷三十万，并命三省疆臣于滇铜粤盐，浔梧厘税，兴利剔弊，以裕饷源，庶临敌不忧乏食，而事后不议裁兵矣。
一、大小宜协谋也。中国断不言战，法亦断不轻与中国战。彼此相持，以观法越之成败，久之则越终为法困耳。何以知其然也？刘永福之军，不患无人而患无饷，法在河内，则保胜一带，商旅不前，榷税必减，一可虑也。又不患无饷，而患无火器。各国枪炮，远莫能致，二可虑也。夫永福一战杀安业，再战杀利瓦伊业等，不独为越屏藩，亦足为我羽翼。唐炯前议谓器械暗资永福，足以制法，其言已有明征，应请密敕滇、粤两省疆吏，妥为料理。至法人所忌者，终在德之君相，毕士麻饶有雄略，岂尝须臾忘法哉。
法得越南，如英有印度，非中国之利，亦非德国之利也。中国若真与德约从连盟，则德迫于欧洲公法，必不许我，但中国隐固其交，自今增战船，购枪炮，皆于德国征取，藉商务以笃邻谊，事远交以便近攻，毕士麻为德深谋，必且倾心相助。但使法人狼顾，越事自可转圜，吏部主事唐景崧远适异域，倍极艰劳，驻德使臣李凤苞，熟悉洋情，颇知窾要，若一则假以升阶，俾充越使，一则申以密敕，俾结德欢，于军事必有裨益。夫伐谋用间，军志所言，于越有晋戎掎角之形，于德有楚汉重轻之势，争雄斗智，岂尚迂谈；
固非臣喜为纵横家言也。语曰猛虎之犹豫，不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局躅，不如驽马之安步。诚以疑者事之害，知者决之断也。历观古今战事，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巨鹿之役，宋义救赵，欲乘秦敝，项羽反之，一战而霸；乌林之役，张昭劝孙权迎降，周瑜持之，一战而强。伐吴之役，贾充不同，而谋决于张华；苏峻之难，陶侃不同，而谋成于温峤。使当其两相持议，群疑互起，未有不以宋义、张昭、贾充、陶侃为老成慎重之见者，而卒之料敌之明、决几之果，乃不如少年大言，书生坐论，一三思反惑，一有志竟成也。
彼越南孱王，永福故盗，其谋一定，犹能凭险负嵎，出奇制胜，遂已歼法之将，破法之军，越即终亡，此亦宋之黄天荡，金之大昌原也。况以堂堂中国，勋旧具存，文武备列，而无一人焉敢于持国体而张国威，至于倔强新造之邦，蓝缕数奔之国，犹复望而生畏，莫敢枝梧，不为欧洲所轻，亦为越南所笑。臣在言路，心窃耻之，心窃忧之，仰恳早定宸谋，以折敌焰，天下幸甚。冒渎再三，不胜惴惴，伏祈圣鉴。
再，自各国互市，沿海增防，士大夫以洋务为仕宦快捷方式，争为诞妄之辞，惭成衺僻之学，阴蓄一畏事怯敌之念，而托于顾全大局，亦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丁日昌、郭嵩焘傅以古义，诡幻谬悠，至今弥甚。法越之事，臣以风闻之涂说，测电报之余音，颇有似是而非足以荧惑众论者，不辞而辟之，是堕敌人术中也。论者或谓法将运饷五百万法郎，调兵一万二千，以两铁船载之来越，群情甚为皇皇。
查法之法郎，更少于俄之卢布，洋钱一元，在中国为银七钱，在法为五法郎，五百万法郎则洋钱一百万元，法国征兵一名，月饷十二元，散兵远出，食征兵之饷，兵一万二千名，月饷当费洋钱十四万四千元，益以将官之俸钱，兵船之煤米，临敌之枪炮子药，不三月而饷且竭。一船受兵，不过五百人，船少兵多，其为浮言明甚。或又谓刘永福今虽胜法，终不足恃。若许以云南通商，仍守宝海原约，似于越南有益，而于中国无损者，不知越事之误，正误于入宝海之甘言，疏沿边之虞备，幸而约中变耳。
否则歃血而越已沼矣。夫宝海之言曰，我保北圻，法保南圻似也。其曰以红江为界，则谬说也。法已全有南圻，北圻十七省，十一省在红江之南，六省在红江之北，画江为界，则越之名都大邑，皆归于法。我仅得北圻三分之一耳。至于今日，法诚愤越南耶，不去刘永福，兵不止也。法不足制永福耶，则我奚为弃越南，而又益之以滇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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