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应该注意它药物排列的次第，谁先谁后，这个是很有讲究的，随便不得。排第一位的往往就是君药，第二的往往是臣药，排后面的当然就是佐使药。现在开方往往不管这些，先记哪味就先写哪味。开一个小柴胡汤他可能把人参写第一、生姜写第一，这就乱套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这样来处一个方，不用说人家就知道你的家底。柴胡位属第一，是当然的君药，黄芩位于第二，是为臣药。我们看君药臣药的用量是多少呢？柴胡用八两，黄芩用三两。一个三、一个八，正好是东方之数，正好是寅卯辰之数。单就一个君臣药的用量，就把整个少阳的性用烘托出来，就把少阳病的欲解时相烘托出来。可见张仲景的东西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还是小柴胡汤吗？它已然不是小柴胡汤了。再用它作为少阳病的主方，那就会出问题。又如桂枝汤，如果把桂枝的用量加上去，由原来的三两变成五两，这个就不再是桂枝汤。它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这一变就由群方之祖，由至尊之位，沦为草民了。所以，中医的用量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
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证，远近的许多人都慕名去求医。既然是盲医，当然就不能望而知之，他主要靠问诊和切诊来诊断疾病。疾病诊断出来以后，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惟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二十颗绿豆与二十一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二十一颗绿豆与二十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从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
上述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
大家单看《伤寒论》中大枣的用量就很有意思。桂枝汤大枣用十二枚，小柴胡汤大枣也用十二枚，十枣汤大枣用十枚，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前面的十二枚，十枚好像还容易理解。到了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大枣为什么要用三十枚和二十五枚呢？三十枚大枣代表着什么？二十五枚大枣又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即使你不回答，恐怕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寻常。炙甘草汤是太阳篇的煞尾方，用于治疗“脉结代，心动悸”。80年代初，《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连载柯雪帆教授所著的《医林辍英》。后来，《医林辍英》出了单行本。该书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就的，即有医理医案，也有故事情节。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谈到炙甘草汤的运用。
炙甘草汤是一张治疗心律失常的良方，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心律失常像房颤这一类心律失常，用之得当，往往都可以将失常的心律转复正常。这个得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辨证得当，你要搞清楚炙甘草汤适应哪一类证。我们姑且不论它什么心律失常，你得先从阴阳去分，看看它适应阴证还是阳证。更具体一些，适应阴虚证还是阳虚证。我们一分析方剂的组成，《伤寒论》中的养阴药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方中。因此，它适应于阴虚证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伤寒论》中集养阴之大成的方子，它还是要加进桂枝、生姜、清酒这些阳的成分。我们去看太极阴阳的画面时，你很能感受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来。而我们回过来看炙甘草汤，阴阳的这层涵义亦活脱脱地呈现出来。炙甘草汤适用于阴虚类的心律失常，这个是辨证得当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必须用量得当。这一点是柯教授专门谈到的问题。你看这个房颤，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炙甘草汤证，可是用下去就是没有应验。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用量上。
道门炼丹有一句行话，叫做“传药不传火”。药可以告诉你，可是火候不轻易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一炉丹能不能炼成，有时就看这个火候的把握。中医的方子可以告诉你，可是量却不轻传。为什么呢？量者火候也！火候才是成败的关键，那当然不能轻传。可是张仲景不同，他是医界的孔圣，既是孔圣，那就应该“吾无隐乎尔！”所以，张仲景不但传方、传药，而且连用量也和盘托出。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涵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3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