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明在东都作之也。《七月》之诗，非刺成王，非美成王，无故说先公之风化，陈王业之艰难，则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己志也。本诗周公所作，大师题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经十世，知唯念公刘、大王者，以公刘初居豳之主，大王终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俊，皆有事难之故。周公身遭事难，追念处豳先君，明是念其俊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若然，大王既遭事难，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后。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绵》篇说大王之德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豳之时，得民之意，民恋其德，故与俱迁。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也。郑於上句言周公居东二年，此句说其作诗之意，欲明《七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书》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谓居东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则？序云“周公遭变”即作，不应坐度二年，方始为诗。《七月》之作，当是初出之年也。
后成王迎之反之，摄政，致大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纯似於公刘、太王之所为。大师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正义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国政而致大平。其出居东都也，其入摄王政也，常守专一之德，不有回邪，纯似公刘、大王之所为也。周公作诗之时，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终得摄王政，其事又纯似之。此诗用於乐官，当立题目，太师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不合在周之风、雅，而以为豳国之变风焉。此乃远论豳公为诸侯之政，周公陈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业之本，不得人周、召之正风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专名一国。进退既无所系，因其上陈豳公，故为豳之变风。若所陈本非豳事，无由得系於豳。周公事若不似，於理亦不可系。此诗追述豳公，事又相似，故系之为宜也。《春官·籥章》云：“吹籥以歌《豳诗》。”则周制之前，已系豳矣。谓之变者，以其变风、变雅各述时之善恶，《七月》陈豳公之政，《东山》以下主述周公之德，正是变诗美者，故亦谓之变风。《公刘》亦陈豳事，不系豳者，召康公陈公刘以戒成王，犹召穆公陈文王以伤大坏，主者意为雅，不得列为风也。《鸱鸮》以下，不陈豳事，亦系豳者，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为《豳风》，《鸱鸮》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尊周公使专一国，故并为《豳风》。故《郑志》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专之。”逸言“咏周公之德”者，据《鸱鸮》以下发问也。郑言“上冠先公之业”，谓以《七月》冠诸篇也。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於是周公为优矣。次之风后、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诸侯，事同於王政，处诸国之后，不与诸国为伦。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为雅，使周公专有此善也。此《豳诗》七篇，《七月》、《鸱鸮》是出居时作，其馀多在入摄政后。郑以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三年，成王年十三也。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年十四也。迎周公，反而居摄，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也。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终，终时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为七年，后六年伐纣，后二年有疾，疾瘳，后二年崩，崩时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伐纣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洛诰》时，年二十一也。即政时，年二十二也。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是郑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案《大戴礼·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则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岁。《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武王既少文王十四岁，文王九十七而崩，知武王於时年八十三也。《书传》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时，受命七年。《尚书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经《泰誓》上篇说武王观兵时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还归二年，而后伐纣。”是伐纣之时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纣，是崩后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纣后二年有疾。从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积八年矣。文王崩时，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则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后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者，礼，君薨，百官裛已而听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为太宰”，以右王室。周公既为太宰，武王初崩，总摄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应流言，成王不应致疑。明是三年丧毕，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按《周书》武王以十二月崩，则崩后一年十二月期而练，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后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