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后三年也。《金縢》又云：“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属与知摄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尽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数出年，是崩后四年也。又曰：“於后，公乃为诗。”注云：“於二年后也。”上既言二年，又别言“於后”，明是二年之后也。又曰：“秋，大熟，未获。”注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后之下，於后既是二年之后，明此秋是二年之后，谓居东二年，武王崩后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获”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将摄，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摄。武王崩后五年，即是摄政之元年。《书传》称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卫，是封卫侯。《康诰》论封卫之事，是四年作《康诰》也。《召诰》论营洛邑成周之事，是五年作《召诰》也。《洛诰》论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诰》也。郑言作《康诰》时成王年十八，作《洛诰》时二十一。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所以知者，《书传略说》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诸来朝，迎於郊。”注云：“孟，迎也。”按《康诰》经云“王若曰孟侯”，则封康叔之时，成王年十八。《书传》言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据孟侯之文，知摄政四年，成王年十八。又摄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则知成王於摄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岁。计文王崩后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验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时，周公初出居东二年。十四之时，罪人斯得。十五年之时，反而居摄也。此谱言居东二年，思公刘、太王以比序己志，则《七月》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当在《鸱鸮》之前。《鸱鸮》之作，则在居东三年。《金縢》云：“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既言二年，别言於后，既与罪人斯得别年，则上文居东二年，并初出之年为二年，作诗之时为三年。是周公居东三年，成王十五年之时作《鸱鸮》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言。”刺朝廷，则是刺群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风之后，启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风之前，则王与群臣悉皆未悟，不得独刺群臣。若启金縢之后，则群臣亦悟，无所复刺。故《伐柯》笺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风之变，故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犹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圣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郑以《伐柯》为既得雷雨之后、金縢之前作也。《丸罭序》与《伐柯序》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说迎之事，当是周公既反而作也。《书传》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注云：“奄国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摄之时亦叛。王与周公征之，三年灭之。自此而来归。”然则周公之归，在摄政三年。《东山》“劳归士”之时，经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摄，其年则东征。三年而后归。既归，乃大夫美之，作《东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即东征，必是秋冬遣兵。而《东山》经云：“仓庚于飞，熠燿其羽。”笺云：“仓庚，仲春而鸣，嫁娶之候也。归士始行之时，新合昏礼。”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悦劳归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军之事皆新昏。设令发兵之前一二年为昏，犹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为昏也。《破斧》经称东征，则是征时之事，其作必是《东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圣。”经云“公孙硕肤”，言周公逊遁去位，避成功也。案《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周公致政之后，留为大师，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后也。计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鸱鸮》次之。今《鸱鸮》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与《鸱鸮》同年，《东山》之作在《破斧》之后，当於《鸱鸮》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东山》，然后终以《狼跋》。今皆颠倒不次者，张融以为简札误编，或者次诗不以作之先后。郑所不说，未可明言。毛氏之意，传训不明，唯《鸱鸮》传曰：“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二子谓管、蔡。以为《鸱鸮》之诗为管、蔡而作。然则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异於郑。《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国，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毛以《鸱鸮》为管、蔡而作，则罪人斯得为得管、蔡，周公居东为东征也。居东二年，既为征伐，则我之不辟，当训辟为法，谓以法诛之，如是则毛氏之说周公无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摄政为是丧中即摄，为在除丧之后，此不明耳。王肃之说，祖述毛氏传意，或如肃言。王肃《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终，时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纣，明年有疾，时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蔡。三年而归，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