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作乐。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营洛邑，作《康诰》、《召诰》、《洛诰》，致政成王。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周公摄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肃意所以然者，以《家语》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故《古文尚书·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惟九年，大统未集。”孔安国据此文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后刘歆、班固、贾逵皆亦同之。肃虽不见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从先儒，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礼》，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岁，故亦同郑为文王崩时，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纣，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数伐纣之年与疾年共为二年，故云：“伐纣明年有疾，时武王八十八也。”《礼记》云：“武王九十三而终。”是为伐纣后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丧”，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东”，则是武王崩之后，管、蔡即流言，周公即东征也。又《书序》云：“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作《大诰》。”言武王崩，三监叛，明武王崩后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为武王崩之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也。《金縢》云“居东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杀管叔也。《东山序》云：“周公东征，三年而归。”《明堂位》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六年，制礼作乐。故知三年归，制礼作乐，至六年而成也。东征实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肃於彼注云：“或曰《诗序》三年而归，此言居东二年，其错何也？曰：《书》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诗》言其归之年也。”知营洛邑，作《康诰》、《召诰》皆在七年者，以《召诰》说营洛邑之事，《洛诰》说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诰》经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东国洛。”亦言洛邑之事，明与《召诰》同时，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肃又云：“然则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致政时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摄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时，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摄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岁也。由此而验之，则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周公东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肃之意以为，周公以公刘、太王能忧念民事，成此王业。今管、蔡流言，将绝王室，故陈豳公之德，言己摄政之意，必是摄政元年作此《七月》。《左传》季札见歌《豳》，曰：“其周公之东乎！”则至东居乃作也。居东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鸱鸮》。三年而归，大夫美之，而作《东山》也。大夫既美周公来归，喜见天下平定，又追恶四国之破毁礼义，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肃云：“朝廷，斥成王也。”肃又云：“或曰：‘《东山》既归之诗，而朝廷不知，犹在下，何？’曰：‘同时之作。《破斧》恶四国，而其辞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犹追而刺之，所以极美周公。’”是肃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东山》之后，故编《东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远则四国流言，近则成王不知，进退有难，而不失其圣，当是三年归后，天下太平，然后美其不失其圣耳。最在后作，故以为终。此则王肃义耳，未知传意必然以否。其谶纬史传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又言“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及“大子十八称孟侯”，此等皆肃所不信。
《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王业，于况反，又如字，下同。
[疏]“《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艰难”。○正义曰：作《七月》诗者，陈先公之风化，是王家之基业也。毛以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变，举兵而东伐之。忧此王业之将坏，故陈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风化之所由，缘致此王业之艰难之事。先公遭难，乃能勤行风化，己今遭难，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陈此先公之事，将以比序己志。经八章，皆陈先公风化之事。此诗主意于豳之事，则所陈者，处豳地之先公公刘、大王之等耳，不陈后稷之教。今辄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艰亦难也，但古人之语字重耳。《无逸》亦云“不知稼穑之艰难”，与此同也。郑以为，周公遭流言之变，避居东都，非征伐耳。其文义则同。○笺“周公”至“东都”。○正义曰：变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摄，管、蔡毁之，是于摄事变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即云“居东二年”。是其避流言居东都也。流，谓水流，造作虚语，使人传之如水之流然，故谓之流言。彼注云：“管，国名。叔，字。封于管。群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丧服，意欲摄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将不利于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