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删诗，有取《关雎》之为首篇者，为其乐而不淫耳。今考《国风》，朱注凡为男女淫奔自叙者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序本以为刺淫，而文公独以为淫者自作，亦不甚谬。
若《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序本别指他事，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者，而文公类以为奔词。如果出于奔词，小序何讳不以直言，而槩以他事？如果不出于奔词，文公亦何所据，类坐以淫荡无耻之事？然则孔子之所删者，竟何事也？毋亦惑于郑卫之音，执泥臆见，而使圣经为诲淫之具乎？
由是俗儒不以训后学，主司不以命题取士，遂使郑卫古风，应读者纔十之三耳。或有指摘而明辨之者，众未尝不笑其迂且狂也。兹不佞据吕氏记并诸疏义，演小序而述其大都，未敢轻赘一词，故以俟知者同订之。记中有不注者，俱依朱注【如《谷风》《偕老》《考盘》之类】。
○读诗之法
孔子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志，何也？噫！圣贤之虑逺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
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志之过也，而况邶墉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泆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葢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
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志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赋也。
○辨诗本无变风变雅之名
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及考安成刘氏曰：“诗人各随当时政教善恶、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尝有意于为正为变。
后人比而观之，遂有正变之分，所以正风雅为文武成王时诗，变风雅为康昭以后所作。”而《豳风》不可以为康昭以后之诗也。大抵就各诗论之，以美为正，以刺为变，犹之可也；若拘其时事，分其篇帙，则其可疑者多矣。葢孔子删诗，原情据理，顺其自然，故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非故以何者为变，何者为正也。譬如列宿之丽天，错综布列，五色成文，而躔次度数毫髪不爽，能使人定时令，察灾祥，有不待言而见者。
故善读诗者，不须问其篇章次第是非如何，但玩味圣人垂示劝戒之意，深于诗者也。
○诗图序略
欧阳修云：“周之诗自文王始，成王之际，颂声兴焉，周之盛徳之极。文王之诗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召公，为《周南》《召南》；其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之诗六篇，四篇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风。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其十篇为小雅，十三篇为大雅，三十一篇为颂。是为诗之正经。其后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厉王政益衰，变雅始作。厉王死于彘，天下无君，周公、召公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
而幽王之下，太子宜臼迁于洛邑，号东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诗贬为风，下同列国，至于桓、荘而诗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摄政，管蔡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国公刘、太王之事，故系之豳，谓国变风。而诸侯之诗无正风，其变风自懿王始作。
懿王时，《齐风》始变；夷王时，《卫风》始变；次厉王时，《陈风》始变；厉王崩，周、召共和，《唐风》始变；次宣王时，《秦风》始变；至平王时，《郑风》始变；惠王时，《曹风》始变。陈最后，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于是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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