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邵子规矩准绳至可到孟子，孟子完养纯熟可到孔子。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扩充四端，程子主一无适，真在心地上做。
孟子、朱子、邵子，天资俱极其大。惜乎邵子稍偏，而未尽下学工夫；孟子、朱子尽下学工夫，所以能充实其大也。
周濂溪于道理本原处，见得分明精切，故异端害不得。邵康节于先天图，见得天理进退消长循环极分明，故异端惑不得。然观其所为，有些意思。张横渠工夫切实，方脱异端，然观其所见，亦有些意思。
周子有“主静”之说，学者遂专意静坐，多流于禅。盖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纷乱躁妄，然后能制天下之动。但静之意重于动，非偏于静也。愚谓静坐中有个戒谨恐惧，则本体已立，自不流于空寂，虽静何害？
周子不由师传，默契道体，是他天资高。然开示下学工夫，使圣学门庭晓然可入，二程全之。
邵康节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是体用分为二矣。“体用一源”，岂有得其体而无其用者哉？岂有无其体而有其用者哉？老子体用皆无，孟子体用皆有。老子清净无为，是《易》之体已无矣；绝灭理义，是无其用也。孟子存其心，养其性，立其体也；集义养气，扩充四端，达其用也。
康节本心清明，造化之阖辟往来、消长阅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无非此理，卷舒作用无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张横渠言“太虚不能不聚而为万物”则可，言“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则不可。聚则生，散则尽，物理之自然。岂又散去为太虚者？太虚亦不待万物散而为也。
横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谨严，少宽裕温柔之气。亦可见其工夫亲切，但未至自然，终是些病痛。
韩退之极聪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才见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窥见圣人之用；论性，亦过于荀、杨。惜乎未得圣贤用功之要，故用力虽勤，多在文字言语之间；自任虽重，于义理本原，终未有得。其以“博爱”为仁，“行而宜”为义，虽能窥见仁义之用于仁义之本体，有所未睹也。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人之道乃仁义之所为，以见人之身全体是仁义，命之于天，全之于我，而“博爱”与“行而宜”，不足以尽之也。
子思曰：“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以见仁即人身之理，义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以见人心全体是仁，义乃当行之理。程子言“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则益亲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举仁而义在其中，即程子所谓“专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体用而言也。盖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极亲极切；朱子之言，尤详尤备。惜退之未睹乎此。
韩退之说“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则是以记诵为主。其说道理，是其聪明揣度出来。王介甫言“读书万倍利”，是以功利为主。其说道理，亦是聪明想象出来。皆非真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为政，只被“利”字做出许多不好事。
明道先生，本领纯，察理精，涵养熟。故不动声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熏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颜子、明道，邻于生知。
明道天资高，本领纯粹，其学自大本上流出，于细微处又精尽。
明道才大德盛。当时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运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说而不能用也。当时神宗甚欲有为，亦甚聪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动了。明道虽去，神宗眷眷怀之，安石亦言“感贤诚意”。当时被张天祺等攻击太过，遂不能从。故明道深惜此机会，以为两分其罪。
明道“十事”，他便是要举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纲目，若下手做时，想又精密。
明道行状云：“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觌德者心醉。其为政也，道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此圣人境界上事。“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
明道言：“邵尧夫之学，难以治天下国家。”便是他放旷，不可为法于天下。惟“修己以敬”者，可致“笃恭而天下平”。
明道作康节墓志，言“七十子同尊圣人，所因以入者，门户亦众矣”，是未尝以圣学正门庭许他。言“先生之道，可谓安且成矣”，是康节自成一家。
程子言康节“空中楼阁”，朱子言其“四通八达，须实地上安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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