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朱子曰：“静而常觉。”似说重了些子。只说“常惺惺”、“常精明”则可，说“常觉”，便有心分为二底意思。朱子于《中庸或问》言：“至静之时，但有能知能觉者，而未有所知觉也。”此为至论。
朱子曰：“人才敬时，心便在身上了。”又曰：“敬则万理具在。”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朱子说得尽。
礼义，人心固有。朱子去，而《小学》、《家礼》好之者甚众。今被陈公甫辈，务为高远，厌礼节之卑近烦细，不屑为之，可胜叹哉！
范文正公作事，必要尽其方，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则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此范公有吻合圣贤处。故其进退出处，超然无累，行藏卷舒，过于他人。
范希文之正气，不待养而刚大，是天姿正大，非学力也。若能深造，则王佐矣。
杨龟山言：“王荆公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此最说出荆公学术偏处。
扬子云之言沈晦，见道不明也；辞不厉，所守不确也。
韩退之说“上下之交”，只说得一个事势，成得一个私意。天理之当然，则不知也。
陆子说道理，多不条畅，说仁说心，亦偏枯。其作《敬斋记》，亦疏，盖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见其学之偏。
象山天姿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见理过于高大，存心过于简易，故入于禅。其自幼与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敛谨密，其言平实精确；象山必有凌虚驾空之意，故闻伊川之言，似有伤其心。其晚年，身在此处，能知民间事，又预知死期，则异学无疑。其门人杨简，以问答之间，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此非儒者之传授。其行状言“四时之变化，先生之变化也；天地之广大，先生之广大也；鬼神之不可测，先生之不可测也”，亦过高之言矣。
每读象山之文，笔力精健，发挥议论，广大刚劲，有悚动人处，故其遗风余烈，流传不泯。然细推之，则于圣贤细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规模腔壳虽大，未免过于空虚也。
东莱先生谓“所以诈为良心”，又谓“天理存于人欲之中”，所论太巧而凿。盖东莱聪明才高，多为过巧之论，反失了平正道理。盖人之良心天理，根于秉彝之性，虽小人丧灭之余，终有灭不得者，但其为人欲所胜耳。
东莱又谓“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说固善。然论其极，则内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父、伯宗不能陈示天理之当然，不过为谋利计功之私，谓之“是”可乎？五霸假仁义，事虽似是，然谓之“假”，则不是矣。
许鲁斋天姿纯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吴草庐甚聪明，早年甚英锐，惜乎力行未能，终其学。
鲍鲁斋作《天原发微》，虽欲穷深极微，只是不能有诸己。马氏作《文献通考》，虽欲博通古今，但杂而不精，胸中元无权度，故断制多差。
庄孔旸，观其诗，只是一个豪旷之士。此风既成，则天下学者皆流于旷阔狂妄之地，为害亦不细。
黄宪天姿甚美，当时士大夫无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见其为学工夫，又未见其言论道理，故今无以考究所造之浅深。想只是姿质纯粹，度量深广，风致高迈底人，所谓“质美而未学者”也。
世道之所赖有二：一则降衷秉彝，不可泯灭；二则赖圣贤遗训尚存，有志之士，尚可因以感发用功。无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后世教化，全不可恃。
圣贤教人，恕上求仁。恕则物我之私不立，天理流通也。
天地圣人，只一个“诚”。私意间处，便不诚。诚，实理也，不可以人伪杂之。君实虽无伪，然与圣人之诚不同者，于实理未尽也，乃无私之私，无伪之伪也。子路之欺亦然。
圣人只在天理上行，无所损益。
圣人与贤人之分，只是一个生与熟，间断与不间断。识得如何未熟，如何间断，从此勉励不息，此是希圣工夫，久而圣可至矣。
圣贤见道分明，故于天下之事，只是顺理以应之，未尝用一毫智计之私。然动中机会，自然顺治，虽非智计，而智计在其中。后世智计之士，虽极其智计，终是见理不明，会错了。
付此身于天理中，不作聪明，不以造为挠之，即尧舜气象。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吾心之理与圣人一也。吾之理既与圣人一，又何圣人之不可学乎？不学者，皆自弃也。
今人有聪明，皆不会用。只去杂驳上学，或记诵辞章，或涉猎史传，或泛观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聪明反为心害，其聪明反为不聪明矣。善用聪明者，潜心积累，先从《小学》、《大学》、《近思录》、《论语》、《孟子》，精思熟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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