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与《集注》“干道”、“坤道”之说不同。《集注》是分言之，《语类》是合言之。合言之，则“克己复礼”亦止是持敬之至。［见卷十二］
朱子论“致知格物”，谓：“游、杨诸公所闻于程子者，语意不全，或只闻一时之语，所以其说多差。后来却是集诸家语录，此段工夫方始浑全。”则当时门人亲炙者，未为全幸；生于先生之后者，未为不幸。然则生于朱子之后者，得见朱子之全书而折衷［《语类》云：“折衷，是折两头而取其中之义。”］之，亦未为不幸也。但不可自卤莽耳。［见《语类》十八卷］
唐以前儒者，皆以“爱”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而人始知“爱”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后，儒者又多离“爱”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爱”，亦不离“爱”言“仁”之说，于是始精。然此等处不看《语类》，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无程子之说，则言“仁”者日流于浅近；若无朱子之说，则言“仁”者又日流于高远，无理会处。
孔子于鲁人“猎较”可从，而“女乐”必行者，一则是由剥而复之机，一则是由复而剥之机也。圣人之审机，精矣。《语类》曰：“天下无道，譬如天之将夜，虽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后来必不可支持，故亦须见几而作。”正此之谓。
《语类》谓：“泰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解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按朱子、东坡同有不满武王之意，而其语气相去霄壤。读此一条，可以悟修辞之法。
《语类》谓：“《诗》者，古人所以咏歌性情。当诗人一歌咏，其言便能了其义，故善心可以兴起。今人须加训诂方理会得，又失其歌咏之律，如何一去看着便能兴起善意？以今观之，不若熟理会《论语》，方能兴起善意也。”愚谓读《论语》固能兴起善意，然圣言简略，又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尤能使人兴起善意。
嘉善周永则先生尝作《戒谑箴》曰：“莫道是诙谐，其实是轻薄。被人包容，甚于戮辱。”愚每三复此言。
文文山《御试策》云：“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以之领郡邑，如之何责其为卓茂、黄霸？以之镇一路，如之何责其为苏章、何武？以之曳朝绅，如之何责其为汲黯、望之？
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言举业之弊，最为痛切。
文文山《御试策》云：“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变。世道污隆之分数，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而已。”此即召公所谓“细行不谨，终累大德”，伊尹所谓“尔惟不德，罔大”也。
嘉靖时，不惑于异学者，崔铣子锺［崔铣，一字仲凫，官至南部侍郎，谥文敏，安阳人］亦其一人也。余曾见其所著《洹词》，侃侃言之曰：“圣王在上，诸臣宜务实德以赞休治，乃尊陆氏。彼集中书尺，夸伐愤戾，非德人之词。学者习之，不亦长轻而助荡乎？泰和整庵罗公斥象山之讹，一言蔽之曰‘认心为性’。渭崖霍氏，章搉而句抉之，然后陆氏之为异端，莫遁也。”又曰：“儒道衰于我代。前辈若薛文清、吴康斋、胡叔心三子，造诣各等，然笃学修身，庶哉儒矣。
成化中，乃有陈白沙起于岭峤，失志科场，乃掇异学之绪，炫以自居，槁首山樊，坐收高誉。近日效之者，变异横发，恬亡顾惮。”此等正论，亦嘉、隆以来所罕见者。崔公论他事，亦多见道之言。其论杨东里曰：“当宣德、正统之间，其君子有为之时乎？其民朴，其君任人，其奢淫不萌，其赏罚行而不讙呶也。东里公乃日与其僚嬉燕，晋书、唐律是攻是炫。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诸公而知此道，安有己巳之狩、庚午之易储、丁丑之幸功耶？
”其论周文襄曰：“文襄其知巧之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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