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非可与语裕民之政也。民共正赋，已竭力矣，奚从而有余米？括余米而曰‘薄赋’，则朝四暮三，愚弄其民而已。余米丰衍，乃奉贵宦，结交游，修释子之宫，滥费生民之膏血。苏人幸宽目前，乃忘其厉己而祠之。追观汉臣之富民力农也，唐臣之生财善贾也，君子弗贵，曰‘君不志道而富之，祇以长其侈大’，况文襄者，曷足多哉？”其论罗一峯曰：“李文达夺情而相，非义也。然出于新皇眷倚之笃，非文达求之也。罗氏劝君遂贤之请，可矣。乃袭宋士诋嵩之文，丑言过斥，何欤？
”其言皆卓然。崔子锺谓：“景皇帝易储，或讥薛文清之随正。德戊辰，铣与修实录，得见国史。文清以正统己巳起丞大理，督饷于滇；景泰辛未归朝；壬申升南理卿。署状时，公不与焉，亦无衔名。”此亦诵法文清者不可不知。
《语类》中论“克己”，有吴雉所载一条云：“或曰：‘若是人欲则易见，但恐自说是天理处，却是人欲，所以为难。’曰：‘固是如此。且从易见底克去，又却理会难见底。如剥百合，须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将义利两字分个界限，紧紧走从这边来。其间细碎工夫，又一面理会。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细。今人不曾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此是寻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说向上一层工夫，以见义理之无穷耳。
不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不谨，便只去谨独，无此理也。’”愚因此悟《大学》八条目，俱是寻常工夫；惟《诚意》章“谨独”二字，是渐说到向上工夫，非“谨独”即“诚意”也。盖意之发，有人所共知者，亦有己所独知者。
《语类》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与‘乡原’不同。此是大拍头做，要压倒人。乡原却是不做声、不做气，阴沈做罪过底人。二者皆是要誉，但一个是向前去做，一个是退来做。”按朱子之意，是以“居之不疑”为近于无忌惮之小人。此是就子张身上说。子张虽非小人，然是此一边气习，极其流必至于此。
“善人教民七年”，《集注》谓：“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务农讲武。”《语类》谓：“司马温公尝行保伍之法，春秋教习，以民为兵。后来所教之人，归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属，只管在家作闹，要酒物吃，其害亦不浅。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而后驱之于此，所以无后来之害。”按此，则言“讲武”于今日岂易言哉？温公犹如此，而况他人乎？所以夫子言“足兵”，必本于“信”；子路言“勇”，必曰“知方”。
《语类》徐寓问：“明道言‘学者须先识仁，识得仁，以敬养，不须防险。’”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做去。”朱子之言如此。乃自嘉、隆以来，谈良知者，莫不借口明道“识仁”说，且岂善读先儒之书者乎？
孟子议论最高处，在“知大小”，能详其大而略其小。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朱子曰：“其意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水鸟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蒙引》曰：“看来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处合正便罢。
如‘焚廪浚井’之说，最宜驳倒，孟子亦不驳，只要有‘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二句便罢。”愚谓朱子教人，最得此法。《语类》中时时提醒此意，虽随其所问答之，必曰“道理紧要却不在这里，不消恁地理会”。如林恭甫问《论语》记门人问答之词，而《尧曰》一篇乃记尧、舜、汤、武许多事之类，又不但问没要紧事如此答也。若问得太高，又必引到亲近处。如云或问伊川“未出门、未使民时如何？”曰：“此‘俨若思’时也。圣人之言，得他恁地说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则但云‘公且去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此俱是孟夫子家法。
《语类》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心与言不相干；‘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心与气不相贯。此告子说也。告子只去守个心，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则见于言，如肝病见于目相似。”愚意告子之病，似不如此。彼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非谓心与言不相干也，正以心为言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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