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郑注云：“尧末时，羲、和之子皆死，庶绩多阙而官废。当此之时，兜、共工更相荐举。”下又云“帝曰四岳，汤汤洪水，有能俾”，郑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兜、共工、放齐、<骨玄>四人而已，其馀四人，无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则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尧初天官为稷，至尧试舜天官之任，谓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为之，即天官也。案《尚书传》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注云：“舜格文祖之年，尧始以羲、和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为四岳，出则为伯。其後稍死，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尧丧、舜即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据畿外八州。郑云“畿内不置伯，乡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云：“有虞氏官盖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记也。”《昏义》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郑云盖夏制依此差限，故不从记文。但虞官六十，唐则未闻。尧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属官言之，则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阳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喾官号，略依高阳，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与六卿，又《尧典》有典乐、纳言之职，至於馀官，未闻其号。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数。殷官二百四十，虽未具显，案《下曲礼》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郑皆云“殷法”，至於属官之号，亦蔑云焉。案《昏义》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书传》云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与古异矣。但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备。此即官号沿革，粗而言也。
◎序周礼废兴
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後至幽王，礼仪纷乱，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郑注云：“亦谓幽王之後也。”故晋侯赵简子见仪，皆谓之“礼”，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至於孔子更而定之时，已不具，故《仪礼》注云：“後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曰：“吾自卫反於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恶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复更散乱。故《艺文志》云：“昔仲尼没，微言绝，七十二弟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书，纷然散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周亡，灭去其藉，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至高堂生博士传十七篇。孝宣世，后仓最明礼，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案《儒林传》：“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戴德、戴圣。”郑云“五传弟子”，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是为五也。此所传者，谓十七篇，即《仪礼》也。《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於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ㄌ千里之地，甚谬焉。此比多多，吾甚闵之久矣。”六乡之人，实居四同地，故云ㄌ千里之地者，误矣。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案《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