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也。《释诂》云“元，始也”；“正，长也”。此公之始年，故称元年。此年之长月，故称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故《礼记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郑康成依据纬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变。如孔安国以自古皆用建寅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无明说，未知所从。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则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连月，故“王”处“春”下。周以建子为正，则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书“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异故每月称王以别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书‘王’，以统三王之正”。其意以为“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谓大禹成汤也。为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旧主，每月书“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见其可。杞、宋，二王之后，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诸侯遍视二代，考诸典籍，未之或闻。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则是重过去而忽当今，尊亡国而慢时主，其为颠倒，不亦甚乎！且经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当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谓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说，《春秋》黜周王鲁，则杞非王后，夏无可尊，复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巳有“王正月”者，则二月不复书“王”；若巳有“王二月”者，则三月不复书“王”。以其上月巳是此王之月，则下月从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二月有会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隐公摄行君事，虽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庙，与人更始，异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书其事，见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庄、闵、僖元年，皆书“春王正月”，与此同也。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者，正月之时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岁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别见下文，正月无所可见，故不书也。然则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其史官定策，虽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非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也。《释例》曰：“‘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丧在外，逾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殡之节，国史用元年即位之礼，因以此年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汉魏以来，虽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继世之王奉而行之，每岁颁於诸侯，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当时之王。序云“所书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为，颁於诸侯，非复文王之历，受今王之历，称文王之正，非其义也。
○注“隐公”至“元年”。
○正义曰：传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说《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义，虽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无害。此非《左氏》褒贬之要，自是史官记事之体，故晋宋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实是一年一月而别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体元以居正者，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正者，直方之间语也，直其行，方其义。人君当执直心，杖大义，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称正也。以其君之始年，岁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义。其馀皆即从其数，不复改也。《书》称“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无事而书正月之意。隐虽不即位，然摄行君事，而亦朝庙告朔，改元布政，故书首年始月，以明其应即位而不为也。天子之封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专为已有，故诸侯於其封内各得改元。传说郑国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晋。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诸侯皆改元。非独鲁也。刘炫为《规过》云“元正为取始长之义，不为体元居正”，规释杜云“欲其体元以居正”谓“人君体是元长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夺，处位不终”。是刘妄解杜意，不为体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规杜氏，其理非也。刘炫又难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於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