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
○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
○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二年。见《易 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
○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 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 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 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 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 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 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 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 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
○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 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 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於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於策必有常礼。未脩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