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之地，彼其积弊之后，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当承平熙洽之余，享丰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穷奢极欲无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贵尊荣之势而为流离困厄之归，是岂无故而然哉？其所由来必有其渐，良由不能慎之于始，审之于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过人之才，当既济之时不能防微谨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驯致夫困苦流离之极，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实之，而著于审几微之末，以垂万世之戒，后世人主尚鉴于兹，兢兢业业，谨之于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辙焉。岂彼一时一人之幸，其实千万世、亿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乱之几先
卷一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总论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为心。盖天地之间品物万形，各有所事，唯天则确然于上，地则然于下，一无所为，只以生物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为德，故人以大德归之。圣人得崇高之位，然后成位乎中而赞化育，故以位为大宝也。大宝者，亦非圣人自以为宝也，天下有生幸圣人之得位以蒙其泽，故天下以为宝也。”
苏辙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此矣。此三者常相为用，生者人之本也，无财则无以生，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作《易》者盖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其旨盖有在矣。”
吴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与天地合德之圣人，命之居君师之位，为人物之主，而后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无其位，则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为圣人之大宝。大宝谓大可贵重，守谓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然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贱、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书舜典》：询（谋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方诸侯之事），辟（开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朱熹曰（《书传》虽蔡沈作，然二《典》《禹谟》皆其师朱熹是正，今仿真氏《读书记》标其师名）：“舜既告庙即位，乃谋治于四岳之官，开四方之门以来天下之贤俊，广四方之视听以决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人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