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临事贵于见几，作事贵于谋始，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勿谓无害，其祸将大；勿谓无伤，其祸将长。
以上防奸萌之渐长
▲炳治乱之几先
《五子之歌》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臣按：蔡沈谓，民心怨背岂待其彰著而后知之，当于事几未形之时而图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图无形之怨，则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惟其不能图也，耳目蔽于左右，心志隔于上下，见者尚不能图，况不见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图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乐也，吾役而劳之，民虽未怼也，吾则思曰力穷则怼民之情也，豫于事役将兴之初，度其缓急而张弛焉，不待其形于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虽未怨也，吾则思曰财穷则怨民之心也，豫于税敛于民之始，量其有无而取舍焉，不待其征于色也。凡有兴作莫不皆然，则民无怨背之心而爱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于冥冥之中，弭民怨也于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后世人君则不然，视民如暗见如不见，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祸乱相仍也欤。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臣按：大猷谓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乱、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乱、既危而后制之、保之，则已无及矣。然则其道何由？亦曰审几而已矣。盖天下国家有治则有乱，有安则有危，然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于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于是乱生而危至矣。人君诚能于国家无事之时审其几先，兢兢然、业业然，恒以治乱、安危为念，谋之必周，虑之必远，未乱也而豫图制乱之术，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则国家常治而不乱，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谓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审几为言者，窃以谓人君能于未乱、未危之前，审其事几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终，则永无危乱之祸矣。其于制治、保邦之道似为切要，惟圣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思之于后）患而豫（为之于前）防之。
《唐书》：玄宗天宝末，安禄山反入关，帝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阳望贤宫，日向中，帝犹未食，民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在廷之臣以言为讳，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命军士散诣村落求食。夜将半，乃至金城县，县民皆走，驿中无灯火，人相枕藉而寝，贵贱无以复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明皇享国几五十年，一旦失国出奔，不四十里而已无食，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泾原兵过京师作乱，帝召禁兵御贼，无一人至者，乃与太子、诸王、公主自苑北门出，宦官左右从者仅百人，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贼登含元殿，争入府库，运金帛。时朱泚闲居，贼迎入宫，僭号称大秦皇帝。帝时在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乞一襦袴，帝为求之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间，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将逼京师，乃传位钦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趋汴，屯于城下，京师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钦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金人逼钦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议，且以内侍所具诸王、皇孙、妃、主名尽取之。徽宗即与其后同如青城，郓王楷及诸妃、公主、驸马及六宫有位号者皆从。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八宝、九鼎等物，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臣按：程颐有言：“时当既济，惟虑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于患也。自古天下既济而致祸乱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盖物极则反，势至则危，理极则变，有必然之理也。人君于此思其未萌之患，虑其末流之祸，展转于心胸之间，图谋于思虑之际，审之于未然，遏之于将长，曲尽其防闲之术，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于不可救药、无可奈何之地，则祸患不作而常保安荣矣。”先儒有言成汤之危惧、成王之毖，皆思患豫防之谓也。后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谨于几微，遂驯致于祸乱而不可支持之地，谨剟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于既济之时而罹祸乱者，则不载云。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自古祸乱之兴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谨于细微之初，所以驯致于大乱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