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无‘五十’字，盖是时孔子年已几七十矣，‘五十’字误无疑也。学《易》则明乎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故可以无大过。盖圣人深见《易》道之无穷，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学，而又不可以易而学也。”
真德秀曰：“圣人作《易》，不过推明阴阳消长之理而已，阳长则阴消，阴长则阳消，一消一长，天之理也。人而学《易》则知吉凶消长之理，以阴阳对言则阳为善为吉、阴为恶为凶，独言阳则阳自有吉有凶，盖阳得中则吉、不中则凶，阴亦然。以天理言则为消息盈虚，以人事言则为存亡进退，盖消则虚、长则盈，如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暑极则寒，寒极则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体此则当进而进、当退而退、当存而存、当亡而亡，如此，则人道得而与天合矣。故孔子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孔子之身全体皆《易》也。”
臣按：史谓夫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盖尤加精审尔，非谓至此始学《易》也。朱熹谓此章大指在无大过，不在五十上。
周惇颐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羲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蕴谓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至广之业也，有卦则因以形矣。阴阳有自然之变，卦画有自然之体，此《易》之为书所以为文字之祖、义礼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于阴阳者，虽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此圣人之精蕴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谓《易》有精有蕴，如《师》贞丈人吉，此圣人之精画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于容民畜众处，因卦以发盖其蕴也。非独此一段，凡六十四卦皆当以此推之。
程颢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
又曰：“《易》起于数，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程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时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
臣按：《易》之为《易》，有理、有数，言理者宗程颐，言数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义》《启蒙》，始兼二家说。先儒谓程学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心合；邵学言数，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明理者虽不知数自能避凶而从吉，学数者傥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穷理而精则可修己治人，言数不精且将流于技术。《易》虽告以卜筮而未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不倚《易》为说，而《易》实无之，今邵学无传，不若以理言《易》，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
张载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
邵雍曰：“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阖一辟，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臣按：先儒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此学《易》之法。杨时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见矣。”
朱熹曰：“《易》之为书，文字之祖、义理之宗。”又曰：“《易》有两义，一是变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对待者。”
《易》中之辞，大抵阳吉而阴凶，亦有阳凶而阴吉者，盖有当为有不当为，若当为而不为、不当为而为之，虽阳亦凶。《易》中多言利贞，贞、吉、利、永贞之类皆是，要人守正。
又曰：“《易》大概欲人恐惧修省。”
臣按：《易》者五经之本源，万世文字之所自出，义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见于五经者，皆学者人伦日用所当为之事，而其所以当为与不当为者，其理则具于《易》，可行与止之几于是乎决焉。是读经而不读《易》，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