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
又曰：“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辞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
看《易》者须识理、象、数、辞四者。
又曰：“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来解。”
臣按：程氏论《易》曰辞、曰变、曰象、曰占，邵氏论《易》曰象、曰数、曰辞、曰意，至于朱氏之论则曰理、曰数、曰象、曰辞焉。三家之说虽不同，然所谓辞、象者皆未有遗焉者也，岂不以《易》有理、有数、有变、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谓象与辞者，平居无事之时所当观而玩者，尤为要切乎？程氏之说，即孔子之说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赵谦谓，如《干》之初九变也，潜龙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潜龙勿用辞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尽矣，要其归则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时字。臣窃以谓，程氏本孔子说《易》之本指动静观玩之用，邵、朱二说教人读《易》之法也，学《易》者必兼三说以求之，思过半矣。（以上论《易》）
孔安国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程颐曰：“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音志）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先儒谓《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耆，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册曰书者，谐声。伏羲始画八卦，黄帝时苍颉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书者谓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书其言动。尧舜以前世质事简，莫可考评，孔子断自尧舜以后史所纪录，定为虞、夏、商、周四代之书。
孔颖达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文继伏生之下，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臣按：尚训为上。
程颐曰：“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谟等篇，义理明白，句句是实理，尧之所以为君、舜之所以为臣，皋陶、稷、契、伊、傅辈所言所行最好绸缪玩味体贴，向自家身上来，其味自别。”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阔远，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汤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
臣按：《书》之大义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二子论《书》专指尧治民、舜事君为言，盖二者人伦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汤、文、武之所以治民，禹、皋、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尝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见也。
又曰：“《尚书》初读，若于己不相关，熟而诵之，乃知尧、禹、汤、文之事，无非切己者。”
又曰：“钦之一字，书中开卷第一义也，读者深味而有得焉，则一经之全体不外是矣。”又曰：“高宗旧学于《甘》《盘》，六经至此方言学字。”
臣按：《书》之为《书》，人皆知其为帝王为治之要道，而不知学者之所以为学，与其所以为学者之本原皆本诸此。学者存养以敬而进学以致知，所以致其知者，学于古训、斅学于人也，由是以格君心之非而致之于无过之地，则时雍咸宁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书》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书，今文乃伏生口传。”又曰：“《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如《盘庚》《大诰》《多方》《多士》之类，恐是当时召来而面命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汤诰》《微子之命》《君陈》诸篇，则修其词命。”
又曰：“典谟诸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周诰诸篇只似今榜文晓谕，方言俚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吕祖谦曰：“《书》者，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尽吾之心，然后可以见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
臣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