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幽王太子宜臼，是谓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
苏轼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髭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鬻田宅之效也。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郢，项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东迁之缪者也。”
臣按：苏轼谓迁都为周人失计，举后世迁都数君皆不复振而有亡国之征，是固然矣。然此盖谓衰败之余者尔，若夫国势方兴之日，或依形势之固，或就富庶之所，或远夷狄之害，则不可专泥此说也。
《史记货殖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之所更居也。
臣按：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有三川、河东，汉分三川为河南、河内，与河东号为“三河”，是三郡者皆滨河之地，故帝尧都平阳、商都亳、成王营洛邑，皆以河为运道，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后世都汴洛者皆由汴水入河，都长安者虽不滨河，然亦由河入于渭，是古今建都无有不资于河道者也。我朝都燕，咫尺瀛海，则所以通天下之食货以足国用者莫便于海焉，盖海道以天为界，地界已尽而人之行者不止，盖天造地设以有待而为今日万世无穷之利者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杰十二万户于咸阳。臣按：此后世徙天下富民填实京师之始。
汉初，齐人娄敬过洛阳，见汉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自后稷积德参（古累字）善十有余世，至于文、武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诸侯四夷莫不宾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哭声未绝、伤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制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敬说是也。”上即日西都关中。
陆贽曰：“关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业根本于是在焉，秦用之以倾诸侯，汉因之以定四海。盖由凭山河之形胜宅、田里之上腴，内保一方当天下之半，可以养力俟时，外制东夏，据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吕祖谦曰：“娄敬建入关之策则是，至言周公营洛邑，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乃战国陋儒之说而论周秦形势，初未尝考也。丰、镐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王东迁始以封秦尔，敬所谈秦之形势乃周之形势也，秦汉间人多不学，但据目前言之，东周以前全胜之周则识之者鲜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向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独非山东人乎，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之见异矣。”
臣按：此秦以后都长安之始。张良谓关中为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臣窃以谓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国十二、战国国七，其地皆在所临制也，较之关中则西有巴蜀之饶、南有商邓之险以为退步之地，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尽、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地被山，此则被乎大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带者则大海也。然汉之边在北，咸阳去朔方余千里，唐边在西，长安去土蕃界亦几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扼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盖制人而不得犹不至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