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增也。特所谓例者出于一时之建请、权宜以救时弊者也，岁月既久，积累日多，朝廷未闻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犹得以意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汉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会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来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会官集议，取其可为万世通行者，节其繁文，载其要语，分类条列，以为一书颁布中外，与《大明律》并行。其成化丁未以后有建请者，或救时弊或达民情，则别为一书，以俟他日之裁择。如此，则民知所遵守、吏不能为奸矣。
光武时，桓谭上疏曰：“今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冤滥矣。”
臣按：成帝之诏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议，桓谭之请亦欲令通义理、明法律者校定，盖博士，明经者也，经者礼义之所自出，人必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议而校定，必礼义、法律两无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无间然矣。后世乃谓儒生迂拘，止通经术而不知法意，应有刑狱之事止任柱后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缝掖者无与焉。斯人也非独不知经意，而其所谓律意者盖有非先王之所谓者矣。汉世去古未远，犹有古意，此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和帝时，廷尉陈宠汋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即《吕刑》）者除之，曰：“臣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罚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其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汉去古未远，论事往往主于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并，其原盖出于《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陈宠论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为三千以合于礼，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应经合义者，则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为决事比，请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死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盖有补于世教，可谓克肖其父矣。
晋武帝时，有邵广者坐盗官物当弃市，其二幼子宗、云挝登闻鼓乞恩，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议者欲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耶？今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颦笑之间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尔，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之，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臣按：人君所举即以为例，故凡事谋始，事苟不可继于后，即必不可创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务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议，群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狱讼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先因风落庙阙屋瓦数枚，免太常荀寓事轻责重，有违常典。其后主者惩惧前事，虽知小事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深浅。”刘颂上疏言：“近世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犴狱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珣谓“刑书之文有限，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刘颂谓“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请人主权断，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法令从事”，二臣之言可以为后世议处刑狱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臣按：十恶之名非古也，起于齐而著于隋，唐因之。所谓谋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