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所谓不道、不义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义，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丱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后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万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治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昏》、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棰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曰“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后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玄龄等与法司增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等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加以三篇为九章，后世作律者本以为宗。刘劭衍汉律为魏，贾充参魏律为晋，唐长孙无忌等聚汉、魏、晋三家，择可行者定为十二篇，自《名例》至《断狱》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重定诸律以协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辄缮写上奏，揭于西庑之壁，圣祖亲御翰墨为之裁定。明年书成，篇目一准于唐之旧，采用已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十三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其后，以其比类成篇，分合无统，复为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约六百六条以为四百六十，析《户昏》以为《户役》《昏姻》，分《斗讼》以为《斗殴》《诉讼》，《厩库》一也则分厩牧于兵、仓库于户焉，《职制》一也则分公式于吏、受赃于刑焉，《名例》旧五十七条今止存其十有五，《贼盗》旧五十三条今止存其二十八，名虽沿于唐而实皆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准绳，为百王之宪度，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且又分为六部，各有攸司，备天下之事情，该朝廷之治典，统宗有纲，支节不紊，无比附之劳，有归一之体，吏知所守而不眩于烦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诚一代之良法，圣子神孙所当遵守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盖刑法虽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岁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会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著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敕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专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高宗时，又诏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后武后时有《垂拱格》，玄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
欧阳修曰：“《书》曰‘慎乃出令’，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仅四百六十条，颁行中外，用之余百年于兹，列圣相承，未尝有所增损，而于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