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宽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阔，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
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纵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