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臣按：张蕴古奏请不以实，其情有故误，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况蕴古曾上《大宝箴》，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斯人而能为斯言，犹将十世宥之，乃以轻罪而坐重刑，太宗虽悔之无益也。虽然，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充而广之以遍于天下后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时，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止矣。”太宗悦从之，自是断狱平允。
臣按：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此就人君言之耳，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执德不回、守法不挠，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宽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恶之几，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
玄宗开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几于刑措矣，以实论之，玄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树，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马端临曰：“是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名不患其无也，名实如形与影，有形则影随之，无形而强欲为之影，万无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为此奏，承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后世耳。然而数百年之后，马氏尚为此论，则当世之臣民目睹其实者其能欺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胡氏华实之论，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
宪宗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不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宪宗然李绛之言，非于頔之请，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读《虞书》而知近世宪网之密，亦犹唐太宗读《明堂图》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如此，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
太宗在御，尝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隐微，尝亲录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
臣按：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下情不能自达，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高宗绍兴四年，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一断以祖宗成法，无自处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诏可为世法。
以上存钦恤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