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势有内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势而中持衡焉，使不至于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如是，则内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铨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请分吏部为十铨，以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之，试判将毕，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吴兢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丙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职，臣有臣之职，君之职在乎任人，臣之职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则是君行臣职矣，君行臣职则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虑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给，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适足以长百奸，本欲以虞一事之废而适足以致百废。是故人君为治，有一事则设一官，用一官则司一事，分曹而异局，委任以责成，盖以任之也专则其志不分于他务，责之也切则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于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贤审官，尤出治之要务，乌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责成于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铨法散任于十人，专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吴兢谓“非推诚感物之道”，臣亦谓非为君任人之法也。
开元十八年，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宋璟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方正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资例如故。
臣按：汉董仲舒对策已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则年劳之说，汉已有之而未以为用人之法，至后魏崔亮、唐裴光庭始专以此立法。其为法也一付之无心，惟文移簿籍是稽、岁月先后是据，所谓铨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贤才伏于下者资格碍之也，职业废于上者资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德宗时，协律郎沈既济言于其君曰：“近世爵禄，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劳也，今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
胡寅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所以明历试广、傍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冏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简僚属之明验也。后世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每须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