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晋文公为五伯之盛，伯者虽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盖去古未远，圣人之泽犹存，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
战国韩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而颦，笑有为而笑，今袴岂特颦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昭侯一国之君，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况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
《司马法》曰：凡战，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作于战国，然多成周之遗制也，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有功者以罪减功，有罪者以功折罪。又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臣按：赏贵乎速，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况乎军功之赏，尤不可迟，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盖赏之为赏，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后世遇有当赏，文移核实，动经岁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呜呼，其弊也久矣。夫赏有两端，曰官曰财而已，功之小者赏之以财，功之大者赏之以官，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赏以官，官非人臣所得专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师命将，许以便宜行事者，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执以照，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如此，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
《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臣按：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可乎？虽然，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
秦卫鞅说孝公变法，斩一首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呜呼，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卫，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伪滋，人与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是岂人道当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级，后世袭用之，以为当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后世忍心贪功之人，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皆秦作俑之遗祸也。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何也？盖兴师动众，人至多也，临陈对敌，机无穷也，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载之《诗》《礼》者可考也，非但秦也，盖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然而勇者怯者同赏，孰肯效死而争先？若依旧以首级为功，方其战酣乘胜之际，其势有进而无退，既斩敌首，何暇转而持之，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然则果何如而可？臣窃以为，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贵，财以利而致富，是名与利、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体者人之所甚爱，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卫生灵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官爵以报之焉，报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将来之志，非但为其人，盖为乎国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例观也，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然而战陈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轻重、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臣窃以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则己不为私，明则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使其随时制宜，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即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如科试揭晓然者，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赃者计赃论，无赃者削去其功次，如此，虽未尽善，亦庶几乎。大凡天下万事，莫外于一实，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