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