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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于是擢梁为大司空，又欲以谶文用孙咸行大司马，众不说，乃已。
臣按：符谶之书不出于唐虞三代，而起于哀平之世，皆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者所为也。光武尊之比圣，凡事取决焉，其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诸符谶，逮众情觖望才减其一，而王梁寻坐罪废，谶书果安在哉？先儒谓光武以英睿刚明之主，亲见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为盛德之累亦岂小哉？
顺帝初，听中官得以养子袭爵，御史张纲上书曰：“窃寻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过两人，近幸赏赐裁满数金，惜费重民，故家给人足。而顷者以来，无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爱民重器、承天顺道也。”
胡寅曰：“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勋、建贤德而加诸刀锯之贱，似续之任所以继先祖、传后来而责诸不父之家，且残无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财用，崇长祸阶，一举而六失并焉，有天下国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臣按：古者以阉人给事内庭，以其无男女之欲、子孙之累故也，今既宫之而又使之得以养子袭其爵，又何若勿绝其世而只用士人哉？我圣祖于内臣别立官称而与外诸司不同，其虑一何深且远哉？
灵帝时，市贾小民有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乐松等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说之，待以不次之位。
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皆见拜擢，难复收改，但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宣陵孝子虚伪小人，本非骨肉，群聚山陵，假名称孝，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臣按：人君好尚不可不谨，一有所偏嗜而为小人所窥伺，彼欲窃吾之爵禄以为终身富贵之资，凡有可乘之间无所不至矣。人主惟穷理居敬，灼有一定之见，确有一定之守，不为外物所动、异说所迁，则小人无所乘其隙矣。
灵帝初，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长随县丰约，有贾富者先入，贫者到官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臣按：秦汉以来有纳粟补官之令，然多为边计及岁荒尔，非以为己私也。夫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凡在黎者孰非天子之所有，藏在民家者孰非国家之所储，奚必敛于府库之中然后为己富哉？彼桑弘羊、王安石之徒竞商贾刀锥之利，将以富国，君子以之为盗臣，史书昭然，在人耳目，千万世如一日焉，可不畏哉，可不念哉！
晋惠帝时论诛杨骏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曰：“无功而受赏，莫不乐国有祸，祸起当复有大功也。人而乐祸，其有极乎？”
臣按：国家不幸有事，臣之有功而当受爵赏者必须考验当否而为之等第，况无功而可一例升赏乎？夫有功而必升赏，则人得以夤缘作弊而怀侥幸之心，后世有欲按功行赏者，不可不思傅咸之言也。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非所以垂模后世也。”
太宗时，御史马周上疏曰：“王长通、白明达本乐工舆皂杂类，韦剟提、斛斯正本无他才，独解调马，虽术逾等夷，可厚赐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与政外廷，朝会鸣玉曳履，臣窃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与士大夫为伍。”帝善其言，除周侍御史。
臣按：李纲、马周皆谓杂流出身者不可鸣玉曳组，与士大夫为伍于廊庙之间，所以尊朝廷、重士类也。其言当矣，但周谓“朝命不可追改”，是教人主遂非也，如理不可即速改之，无使其为圣政之累，何善如之。太宗不徒善周言而又进其官，其视乃考之于舞胡，谓业已授之不可追改，不亦辽哉。
中宗时置员外官，自京师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魏元忠为相，袁楚客以书责之，略曰：主上新复厥命，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有司选贤，皆以货取势求，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窃盗禄位，宠进官者殆满千人。
臣按：袁楚客责魏元忠之十失，其五为任官，虽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