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之失，然衰乱之世，其进用人才所为货取势求，员外广置而及于倡优工艺之流、僧道方术之辈，往往皆然。呜呼！此岂盛世所宜有哉？
又，中宗时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简较判知官凡数千人，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员不必备，故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今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
臣按：袁楚客谓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辛替否谓行赏增官使府库空竭、流品混淆，可谓切中滥官妄费之弊。夫国家官职有常员，岁计有常数，官以治事，有一事则有一官，俸以给官，有一官则有一俸，今无故于常员之外增官至数千人，增一员之官则增一员之俸。盍思漕运之米至京师者费率三四石而致一石，农民耕作之劳、士卒辇挽之苦、官吏征输之惨，用以供养官吏俾其治事，治事所以安民，不为过也。然常年之储出入止于此数，入者不增，出者乃如至数倍焉。岁计何由而充，国力安得不屈？竭国家之府库，轻朝廷之名器，混人才之流品，坏祖宗之成宪，由是而底于危亡，不难也。
中宗神龙元年，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代宗天历元年，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
臣按：国子所以教天子之元子长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所以教之者，非有道德有学术者不可轻授，而唐之二帝乃用术士为祭酒、阉宦判国子监，岂非颠倒错乱乎？人君奉上天之命，践祖宗之阼，固当法天而敬祖，乌可以天命有德之爵、祖宗辅世之官而授所私昵之人乎？是故善为治者人必称其官，官必称其事，凡夫三百六十官皆不可用非其人，矧夫师儒之职所以承帝王之道统、传孔孟之正学、教国家之贤才者乎？
睿宗用姚元之、宋璟言，罢斜封官凡数千人，崔莅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元之等建议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众口沸腾，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以为言，上然之，乃复叙用。柳泽上疏曰：“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称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议者皆称太平公主诳误陛下，积小成大，为祸不细。”
胡寅曰：“彰先帝之恶、为陛下招怨，奸人之言类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于过举岂所以为孝，沽美誉于群小岂所以为君尔？以桓、灵待我则奸言无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说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阴疑于阳，是以至此。姚、宋若力争之，势将有激矣，然则是乎曰当其时事有大于此者，姑忍焉可也。”
臣按：孔子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谓其事在可否之间，非逆天悖理之甚者也；曾子谓不改其父之臣，谓其人在有无之间，非蠹政害教之尤者也。先人有所过误，后人救之使不至于太甚，孝莫大焉。即史以观，睿宗信崔莅、玄宗信姚宋、元祐用司马光、绍圣用章惇，是非得失见矣。
肃宗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听临事注名，有至开府、特进、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是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官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滥，至是极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驭天下，不可以虚名而轻用也，君以为贵而加于君子则人贵之矣，君以为贱而施于小人则人贱之矣。肃宗欲以苟简成功而滥假名器，轻于粪土，此乱政之极也，唐室不竞不亦宜哉。”
臣按：自古名器之滥未有如唐肃宗之世者也，其源出于府库无蓄积，人主鉴此，宜节用爱人、求贤审官，毋使一旦流弊至于此哉。
刘子玄言于其君曰：“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耇槌碗脱之谚。”
臣按：爵禄乃天命有德之具，国家所恃以厉世磨钝而鼓舞天下之人，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也。人君慎之重之，犹恐天下之人不知所重而轻视之，无与我共成天下之治，顾乃授之非其人而下及于卑污苟贱之徒，则是人君自弃其所以厉世磨钝之器也，岂不失其所恃乎？盖国家悬爵禄以待一世贤才，以之代天工与之治天民，所以承天命也。非有才德者不可予，无才无德者非独上之人不可予之，而下之人亦当自揣诸己而不敢虚受也。不可予而予，是亵天之命；不当受而受，是不畏天之命。亵天之命与不畏天之命，厥罪惟钧，然不畏天之罪止于一身，亵天之命其祸将及于生灵、延于宗社，可不深念而痛戒之哉。
玄宗美张守圭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圭才破契丹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
臣按：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当为其臣计。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极而官爵不可复加，后再有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