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也。六季三唐，刻镂组绘；南北二宗，披猖率埜；声情交叶，什无二三。何大复常谓唐初四子，音节可謌；子美调失流转。予初韪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声浮于情；学者从是矫宋、元之过，相与规步音响，趋摹格调；而天下之情隐者，亦大复为之戎首也。数十年以来，声盛者情伪，情真者声俗；两家之说，戛然不入，而其不谐真乐则同。终成其两伪而已矣。
雲间王玠右（光承）曰：自《三百篇》以後，千余年而有盛唐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余年而有弘、嘉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余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诸子本于《三百篇》而变之；譬之齐、晋受封於西周，虽帝制自为，不尽奉上法，要其宝玉弓矢，颁自天朝，固强霸之盛节也。弘、嘉诸子，本子盛唐而推广之；譬之田、韩、赵、魏受封於齐、晋矣；然能自称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行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尝之属，而又受封于赵、魏、田氏矣；虽专其国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诸王，终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为，吾岂不能分符盛唐之下，与之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纶，暮绾信阳之绶，蛇行蒲伏，为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为建信长安诸君，浅之乎为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长安，上书汉天子，而局趣辕下，求谒东齐之相国哉！即欲见齐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扫其舍人之门，因鬼见帝，宜乎灌将军以勃为安庸人也。学唐人者，定长安之类也；学弘、嘉诸子者，谒齐相之类也；学弘、嘉诸子而袭其余论，盗其剩馥，是扫舍人之门之类也。吾恐北地信阳，又将以为鬼物而逐之也。
钱虞山曰：蔡九达（羽）居常论诗，谓少陵不足法，闻者疑或笑之。当是时，李献吉以学杜雄压海内，窜窃剽贼，靡然成风；九逵不欲讼言攻之，而借口于少陵且不足法，而挦撦割剥之徒，更于何地生活！此其立言之微旨也。不然，则九逵一妄男子，狂易中风者耳！岂特蚍蜉撼大树而已哉！
靖康岁，都城受围，敌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间，无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刘珏即具藁欲献于朝，以付书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无错误；珏将上马，立俟之。既至，而结街脱两字。趣使更写，误如初。珏怒贵之，逡巡谢曰：“非敢误也。小人窃妄有管见：在礼，祭服弊则焚之；今国家虽追急，然容台之职，唯当秉礼；少卿固体国，不若候朝廷有索则纳之，贤于先自背礼而有献也。”珏愧叹而止。嘉定间，宇文绍节为枢密，卧病，王医师泾投药而毙。史直翁祭之，李师普为文，末句云：“谁过欤？医师之罪。”相府书吏张日新写至此，执白卫王曰：“既是误投药剂，岂谓之‘医师’！只当改作‘庸医之罪。’”卫王首肯之。嘉定初。王堂草体兵之诏。有曰：“国势渐尊，兵威以振。”日新时为卑吏，密白曰：“‘国势渐尊’之语，恐贻笑于人，不当素以为弱也。”卫王是其说，遂改曰：“国势尊隆，兵威振厉。”万历间，湛甘泉先生欲变秣陵火葬之俗，择门外空地为漏泽园，遣千户王某斋疏请。千户启甘泉曰：“闻疏中有‘无主之地，葬无主之人’句，恐‘无主’二字，不敢以陈於君上。”甘泉是其言，骤易之。胥吏亦有识义理如此。文字之不可不检点也如此！
铜雀台砚，世传曹操制此台，其瓦俾陶人证泥，以絺绤滤过，加胡桃油埏埴之，故与他瓦异。见《文房四谱》。予屡渡漳河，询所知云：台上关壮缪辞曹祠，祠中道士，每伪为砖瓦以愚人；实则片瓦寸砖不能得也。记在濰时，张肯仲方抚陕归，肯仲旧令临漳，以一瓦遗予，予却之，使者强之至再，终曰：“此奴主令临漳时，於署中亲督工为之者，公奈何弗受！”余为失笑。近友人为予言：中都皇觉寺瓦，层腻而质坚，承水不渗，以之作砚，不在铜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难觅，然余未之见也。铜雀台上关帝祠名以《辞曹》，甚当。
箕子《麦秀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纣也。“狡童”二字窃郑诗。故君也，以狡童目之可乎！舜可囚尧，甲可杀尹，此歌何难诬箕子耶！此干《抹马金阙歌》亦然。古无“金阙”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马不媾而产驹，形不类马，每鸣野马皆鸣。见《嵩县志》。必龙种野合，人不知耳。
杜重威之後贫窭，进月分俸以给之，士大夫或愧焉。见《东都事略》。此党太尉进也。进幼事杜。如此举，何妨不识一丁。
泰伯荆蛮之逃，疑在太王既没。盖有以见商之必亡，周之必兴，而已适当其难，诚有所讬而逃也。夫利莫於得天下，害莫甚於忘其家；弃莫大之利，而以身当忘家之难，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夷齐之求仁，亦此也。朱注乃引《史记》诸说，则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世矣，非古今一大冤事耶！曰肇王迹，勤王家，盖追原其积功累仁；而余庆之远及，正见王业之兴，非一朝一夕之故耳。乃据以剪商之志，始自太王；荆蛮之逃，正欲遂太王传季历及昌之私意，则是君臣父子之间不免嫌忌，何以称至德耶！见《瓦釜漫记》。人道宋人精密，其实卤莽处多。如三让不加研讨，见昔人传历及昌妄谈，便尔欣然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