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经义，遂更不分经去取。今经义进士又添治一中经，亦乞更不分经去取。」从之。
《文献通考》：元佑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岛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元佑四年四月十九日 ，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熟，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数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稍)[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虚浮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后，所学文词不施于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于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参详(参)[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后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 旨。」【贴黄】诗赋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各用其州县额，无其人则缺之。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指)[挤]挤：原作「指」，据《文献通考》卷三一改。，若经明行修科侵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遇科场，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佑末年，始尽赐出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
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着于令，递升一甲。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
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 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币之极，增重不已。」
五年七月八日，太学博士孙谔等言：「贡举条诗赋格式有所未尽，如韵有一字一义而两音者，若『廷』字『防』字『寿』字之类，不敢辄指一声；押用字有合用，而相私传为当避者，如分寸尺丈引之『引』、杼袖其空之『杼』之类；又有韵合押，而《礼部韵》或不收者，如傅说之『说』及『 』字『瀇』字之类，并自合收用。」从之。
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刘唐老言：「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去留，并以论策定高下，仍依旧分经考校。」从之。
十二月十八日，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近岁南省考试，分卷取人，又五路别立额，奏名颇滥。」诏礼部详定以闻。五路立额数目，检会未见。
六年六月十四日，给事中范祖禹言：「左谏议大夫郑雍奏贡举条程文，经义每道不得过五百字，策不得过七百字，如过二分，虽合格并降一等。今辞理优长者，往往过数，欲用旧制，不以过数为限，广收闳博之儒。令礼部详定闻奏。窃谓对策字数不当立限，众所共知，其理不疑，不必更令礼部
详定，乞并用旧制。」诏从之。
八年三月十三日，礼部言：「检准元丰礼部令，诸开科场，每三年于季春月朔日取裁。本部勘会，昨元佑五年发解，至今已及三年。」诏所有今岁科场，依例施行。
五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苏轼言：「伏见《元佑贡举 》，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听。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