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王顺民情固本。民情欲寿，生之而不伤；民情欲富，厚之而不困；民情欲安，扶之而不危；民情欲逸，节力而不尽。
杂 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
论治道
古人立言定名，一字不苟，不谓之百事而曰百揆，不谓之万事而曰万几，不谓之庶事而曰庶政，又曰庶绩；因事明理，因理垂戒。揆，度也，不致度则苟而已。几，微也，小有不善则激触起发，盛大而不救。政，正也，身正则万事正。绩，功也，不尽美尽善，则何以成功？不能成功，则倾覆败乱矣。今之从政者不师古，不度理，不慎微致远，而虑不及远，不正其身，而以督逼急切责人，以必不能行肆口从欲而行，不图其成败，其于前人所谓功不百不变法，利不百不易业，功利之效尚不信从，尚不加意，其于正义明道无所望矣。
韩子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若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以今观之，所多者奚啻佛、老氏而已。佛一也，师异道，人异徒，支分派别，不胜其繁，悖逆本宗，莫之有禁。老氏亦然。大抵世治则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世乱则反是。“惟民生厚，因物有迁”；“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又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克绥厥猷惟后。”为人君者，民可以不禁，身可以不修乎？又曰：“天下有道，国无幸民。”凡今身不在四民之列，侥幸以蠹国者，反以才俊有道有德待之，欲求天下之治，岂不悖哉？
士之论治者，如庸医之治病，不问病之虚实寒热，各随其性之所好而用药。己性优柔，虽大实大满大热之证，而不敢寒以下，浚以削，消导和解而已。己性峻决，虽至虚至羸寒弱不足之证，又投以酷烈。病本不死，医杀之也。天下之势亦然，为治去其泰甚，救其偏而不起之处，防其将然未著之患，宽猛刚柔，简易具备，一相其时之可否，如良医之对病用药。后世论治者不相其时之可否，君臣之能否，一随性情之好尚，好有为者专振起，好镇静者专苟且，宽者一主于含容，猛者一主于搏击。正如庸医，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若此之流，虽不能得其中，要之胸中有主，不务随人。降及近代，专务逢迎，揣摩唯恐其不工。间有出一直言也，则必群聚而沮毁之，多方以倾陷之，必使之见怒于上，见恶于众，不谓之诽谤，必谓之妖讹，不致废退获罪不已。是以五年十年之久，内外小大之臣略无一言之论治，岂为国之福欤？
两汉去三代不远，为政者终能穷理尽性，治民之道虽不能以躬行心得之余推以及人，无为而治，然亦知本而示之以好恶，故刑罚清而风俗美，所行者不烦。今年诏曰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明年亦然，又明年亦然。高、惠、文、景而下，以至于凶国，莫不皆然。人伦不过内外，内能事父母孝而友兄弟，外而事君长则必顺，交朋友则必信必让，不犯上，不作乱，不废惰先业，放辟邪侈。民心至此，则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史书为实录，岂虚言哉？以后世观之，愈见愈信两汉之知本末。不劝激以孝弟力田，已为不知急务，而又纵子讼父，弟诉兄，妻妾言夫，婢仆讦主，雕文刻镂，刺绣纂组，嘉美而荣宠之，民俗从风而靡。岁岁丰穰，不免冻馁；谷帛收成，价愈涌贵。近年以来，民日流移，或不幸岁一不熟，以不孝不弟、无礼无义、背本趋末之凶人而处乎困约，吾恐笞杖不能禁，狱犴不能容，岂止于犯上作乱而已耶。智者防患于将然，不救患于已然。区区以簿书期会不报为大务者，不以我为迂，必以我为狂，诬妄是古非今，好生事端，一腐儒耳。
西汉言治之事，不讳君恶，不隐民瘼，昭言天谴，思患预防，以秦为戒，以三代为法，以道德仁义、礼乐教化为君德政几之先务，以孝弟忠信、修身敦本为臣民之事业，以簿书期会、问刑谳狱为可鄙，为俗吏。以后观之，俗吏亦不可得，鄙事亦不能办。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后世之政，去齐太远，不知何时而可望乎鲁。为君者以圣智自居，为臣者以僮仆自处，言何可能行，此孔子所以辞尊居卑也耶？又曰：“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为政之要，大体则因依前代，救滞补弊，则或损或益。欲轻之于唐、虞、三代，则为貊、越；欲重之于唐、虞、三代，则为桀、纣。为政大臣不通经学古，不知后世之虐政殊不出于尧、舜、禹、汤、文、武，皆出于汉、唐。好大喜功，夸侈奢淫，立官无法，取民无艺，检身齐家临下御众无制，舍三代不遵，而遵秦、西汉，乃万世之罪人。武帝之罪甚于秦始皇；始皇之未尝行者，武帝创行之。后习熟见闻，以为当然，不以为虐，踵踵不废，有增无损，若之何民不贫且病也？若之何政不紊且乱也？官冗则事繁，欲多则财伤，政紊则民病，吏不循良则祸速。《通典》一书，三代之所无者十盖八九，非三代之君立政立事不智不才，不能如后世之详备，凡后世之所有，三代之所无者，皆病国病民不可行之政也。不可常行，何以为之典哉？
论治法
法者，人君之大权，天下之公器。法立则人君之权重，法不立则人君之权去矣。何以言之？国之立法曰杀人者当某刑，伤人及盗者当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