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使为恶者畏法而不敢犯，犯之则必当以法，虽有奸臣老吏，不能高下其手。据罪举法，或失之轻，或失之重，则官吏抵罪。是以善人有法可倚，良吏有法可守，奸恶有法可恐可怖可杀。小大贵贱，惟法之是视而不敢干越。不怒而威，死而不怨。兹非人君之大权，天下之公器欤？法不立则权移于臣下，小则一县一邑，大则一州一郡，无法可守。选官择吏既不精粹，多非公清循廉之人，民有犯罪，漫无定法，或性情宽猛之偏，或好恶不公之弊，或惑于请谒，或徇于贿赂，或牵于亲戚故旧之情，或逼于权势，或为奸吏之执持恐逼舞智弄文，或为佞言之说诱欺诈。暧昧之间，固不胜其屈抑，公明之下，亦鲜有不失其平者也。今既无法，邑异政，县异法，州异文，郡异案，六曹异议，三省异论，冤枉之情无所控诉，生杀祸福一出于文深之吏，比获叩九重而申明，则枉死者已十九矣。民知畏吏而不知畏法，知有县邑而不知有朝廷，故曰法不立则权移于下吏，而人君之权去矣。
余所谓法者，非止刑法而已也，百度百法皆是也。故正人喜其法立，奸人乐其无法。有法则权在君，无法则权在己。权在君则奉而行之，畏而遵之。权在己则轻重高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放肆纵恣，惟我所欲为而莫之禁，使民惟我畏，在一邑则势倾一邑，在朝廷则势倾天下，其原盖出于无法而以法授人也。梓匠轮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君天下而不立法，使臣下人自为之，诚未见其可也。后世法令刑政繁多，细密于古百倍，而于天性人伦略不加意。孝友睦姻任恤，美德也；反是则国有常刑。今之薄俗，皆犯此六恶，执政者恬不知问。有所厚者薄，则何以为人？人失本心则虎狼之不若，何以为治？
又曰：法可恃乎？无法则上下无所守据，恃法则久无不弊，弊则奸生。故古人为治，无无法之政，无不变之法，一弛一张，相时救弊，使奸不能生，法不致弊，使贤者创物，不肖者守法，此圣人明义达权，法以情立，亦以情废，虑远议公，人存政举，两尽其美也。今日之弊，法所以不能立者，其原有五：虑之不远，见之不明，论之不公，信之不笃，用之不重。议法者徇末而不知本，泥古而不相时，自以为是，一人沮之，则卷舌而莫之能辩，岂非虑之不远，见之不明乎？一念私起，创置一法，趋利避害，鬻恩媚势，自相矛盾，为人捃摭，莫之敢言，以爵塞谤，补苴罅漏，譬若破釜坏舟，弥缝固塞，左完而右裂，前止而后泄，愈救之而愈坏，岂非论不以公，曲尽私意，人得而攻之者乎？遂令上之人疑惑失恃，曰：“汝等建议立法，何不坚定也若是？人斥其瑕而不能辩，自叛其说而伏其罪。朕之任卿也，未尝不诚；卿等负朕也，动必以伪。朕谁适从矣？卿等既不可倚，我自有以处之。”是用求之于道，谋无稽之言、弗询之谋，自售自鬻者踵踵而来前，以致春令而秋改，夏命而冬废，岂非信之不笃，用之不重乎？所以致此者，议法者之罪也，而犹不悟，不能扩示大公，一洗曲弊，俛从众论。又刀笔俗吏小智自喜之人，沾沾笔削，将见窥间伺隙，攻瑕好讦，利口长舌，数倍于前日矣。吁！法果何时而定乎？
法之不立，其原在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从南。然则何时而定乎？莫若南自南而北自北，则法自立矣。以南从北则不可，以北从南则尤不可。南方事繁，事繁则法繁；北方事简，事简则法简。以繁从简则不能为治，以简从繁则人厌苦之。设或南北相关者，各从其重者定。假若婚姻，男重而女轻，男主而女宾，有事则各从其夫家之法论；北人尚续亲，南人尚归宗之类是也。
论时事
时弊则难救，法弊则易革。法弊者，一政一事或至讹坏，故易革也。时弊者，贵贱内外纲纪风俗皆坏也，故难救。儒生俗士所见浅近，所守执滞，救时与救法混而为一，不能分别，又不度德量力，弊不能革而祸已至身。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时者，一时；务者，时内之一政一事，自有小大，不可不别。时者，纲也；事者，纪也。纲坏而区区修纪，不惟无成，成则亦不能为用。此贤者避世藏器待时者也。
孔子曰：“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凡人血气将至，而贪得之心愈甚。虽贵为一人，何求而不得？富有四海，何物而非我有？如唐德宗置琼林、大盈二库于殿侧，惟恐我之不能有，竞为泚贼辈白昼而攘夺之。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亦有是也。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不信哉？
晋武帝之平吴，隋文帝之平陈，赵太祖之平唐，皆以兴国初王之气，人主英明，谋臣策士众多，加以良将精卒(以下疑有脱误)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天时非不得也，然而王猛临死谆谆然勿以南伐为谏。君臣之间所敢言者，正以晋尚有人，天未厌晋二事而已。所不敢言者，可胜计哉？苻坚之谋猷，苻坚之将士，岂能逃王猛之鉴哉？盖以坚非混一六合之英主，一时将士又非智谋雄勇料敌应变之材，所恃者徒有百万乌合之众耳。兵法所忌者，莫难于用众；以汉高帝之驾驭群雄，韩信许以止可将十万，况苻坚乎？用众而不得其道，祇益败乱耳。吴子谓：“能使五万人为一死贼，可以无敌于天下。”师克不在众，亦明矣。胜敌之道无他，知己知彼而已。彼以弱昧，我以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