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
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
《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
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
《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
此编广摭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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