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或讲他经以及《春秋》，或其说有合於《春秋》者，皆广收之。然所采如杨时、谢湜、胡安国、朱子、吕祖谦之说，不一而足，谢湜尤多。萱盖考之未审耳。《经义考》载是书前有《纲领》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载，盖传写佚之。然“春王正月”条下自注曰：“馀见《纲领》上、中二卷”。则《纲领》当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经义考》作二卷，亦小误矣。今检《永乐大典》，明复所著《纲领》尚存，谨录而补之，仍釐为三卷，以还其旧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宋张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书，宣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赍纸札誊写以进。书既上，除洽知宝章阁。会洽卒，谥之曰文宪。以其书付秘阁。书首有洽《进书状》，自言“於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既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云云。
考《朱子语录》深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洽此书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足破支离轇轕之陋。车若水《脚气集》乃深以洽改从周正为非，门户之见，殊不足据。
至若水谓“《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质实判断，此照《语》、《孟》例不得。《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且首先数句便难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边道是妇人，一边道是天子之世卿。诸儒讥世卿之说，自是明训。恐是举烛尚明之论，理虽是而事则非也”云云，其论亦颇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废也。明洪武中，以此书与胡安国《传》同立学官。
迨永乐间，胡广等剽袭汪克宽《纂疏》为《大全》。其说专主胡《传》，科场用为程式，洽书遂废不行。今此书遗本仅存，而所谓《集传》则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宋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官国子司业。其书成於嘉定辛未。以诸国为纲，而以《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存宋襄。又於晋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鲁》二卷，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所论多有为而发。如讥晋文借秦抗楚，晋悼结吴困楚，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
讥纪侯邻於雠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言。其意犹存乎鉴戒。至於称鲁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楚庄、秦穆而进宋襄，则自解北辕之耻。置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则又隐示抑金尊宋之意。盖借《春秋》以寓时事，略与胡安国《传》同。而安国犹坚主复雠之义，琪则徒饰以空言矣。流传已久，姑录以备一家。且以见南宋积削之后，士大夫犹依《经》托《传》，务持浮议以自文。国势日颓，其来渐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说》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宋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进是书《表》称肄举业而罔功。李鸣复奏《举状》，称科举之外，穷经笃古。盖老而不第之士也。书成於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讹。由汉以后，类例益岐，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於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
按《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於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者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惟《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中如於南季来聘，据三《传》、《戴记》，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於滕薛来朝，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则过於疑古。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於深文。
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以“同围齐”为“围”字重写之误，疑及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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