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纲目》书郑众封鄛乡侯乃无“宦者”字。用证《纲目》传写刊刻，不免讹脱，不必以钞胥刻工之失，执为朱子之笔削。尤为洞悉事理之言，视徒博尊朱子之名而牵合迂谬，反晦朱子之本旨者，相去远矣。
（谨案：四库编纂之例，凡笺注古书者仍以所笺所注之时代为次。是书本为朱子《纲目》而作，《纲目》经圣祖仁皇帝御批，当以御批为主，已恭录於《史评类》中。故《编年类》中不录《纲目》，而是编及芮长恤、陈景云书则仍从《纲目》之次序，列诸此焉。）△《纲目分注补遗》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芮长恤撰。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溧阳人，前明诸生。初，朱子因司马光《通鉴》作《纲目》，以分注浩繁，属其事於天台赵师渊。师渊《讷斋集》中载其往来书牍甚详。盖《分注》之属师渊，犹《通鉴》之佐以刘、范，在朱子原不讳言。因流传刊版未题师渊之名，后人遂误以为《分注》亦出朱子。间有舛漏，皆委曲强为之辞。长恤考究本原，知不出朱子之手。故凡《分注》之删削《通鉴》以至失其本事者，悉列原文某句某字之下。有某句某字於前，而推求事理为之考辨於后。
使证佐分明，具有条理。昔元汪克宽力崇道学，笃信新安，而作《考异》一编，订讹正舛，至今与《纲目》并刊。盖是非者天下之公，苟一间未达，於圣人不能无误。而大儒之心廓然无我，亦必不以偶然疏漏，生回护之私。是即真出朱子，亦决不禁后儒之考订，况门人代拟之本哉。且其说皆引据旧文，原书具在。亦非逞臆私谈，凭虚肆辨，如姚江末流所为者，是亦可为《纲目》之功臣矣。陈鼎《留溪外传》，列长恤於《理学部》中，称其手著《纲目存遗》等书，盖嫌於朱子尚有所遗，待人之补，故改“补”为“存”，以讳其事。
门户之见，又何其陋欤。
△《纲目订误》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国朝陈景云撰。初，尹起莘所作《通鉴纲目发明》，凡有疑义，率委曲以通其说。至周密作《癸辛杂识》，始辨其中宗、武后并书年号一条。然其说不甚确。后作《齐东野语》，又辨《纲》中北齐高纬杀其从官六十人一条；郭威弑隐帝书杀，弑湘阴王书弑一条；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等四条；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不书氏一条；《目》中开皇十七年赦萧摩诃一条；贞观元年太宗诘杜淹一条；则颇中其失。
后明末张自勋、国朝芮长恤亦递有订正。景云是书，又捃摭诸家所未及，悉引据前史原文，互相考证。其中毛举细故，虽未免稍涉吹求。然如汉萧望之误书“下狱”，汉中王即位条下误载司马光《论》，雍闿之叛误“四郡”为“三郡”，锺会过王戎误书其祖官，曹志免官误作“除名”，拓拔贺傉误为郁律之子，石虎擒刘岳误以为杀王导，论刘允语误脱“布在江州”四字，乞伏步颓之叛误在苻坚败后，孙恩走郁州误作“陷广陵”，宋高祖诫义符语误删“非如兄韶有”五字，
始兴王濬在西州误删朱法瑜事，沈文季为仆射误与萧坦之并书，贺拔岳误书雍州刺史，高洋误漏“还晋阳”，西魏洛阳平阳以东地入於齐误删“以东”字，陈武帝祔祖於庙误作周事，隋文帝斩问事误作“斩所捶之人”，柴绍为长史误连下文作谘议，李吉甫漏书罢相，李行言杀强盗误作“杀北司”，官军乱焚杀李克恭误作“自焚”，罗绍威表词误以设言为实事，梁以钱镠为吴越国王误复上卷，王峻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兼领平卢误作“出镇”，皆指摘精确，足正传讹。
附纠汪克宽《考异》误读高密王恢，陈济正误误解太兴殿后厅，胡寅《读史管见》误指宇文孝伯谗王轨，及误论安史，刘友益《书法》误论削高侃名诸条，亦皆允当。其於摭实之学，亦可云愈推愈密矣。
△《大事纪》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复采辑诸书以广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书法皆祖太史公。所录不尽用策书凡例。《朱子语录》所谓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者，此亦一证也，其书作於淳熙七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后迄於五代，会疾作而罢。故所成仅此，然亦足见其大凡矣。
当时讲学之家，惟祖谦博通史传，不专言性命。《宋史》以此黜之，降置《儒林传》中。然所学终有根柢此，书亦具有体例，即如每条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通释》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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