寐，摩挲三叹叹未有。兴宁甲子十四周，更阅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晓未来数，安知八百余年后？坡翁应未见此志，《金蝉》之铭何绝类。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谋所见略相似。二王遗踪无所遗，谁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为成胜事，至宝呈露端有时。越山盘屈献与羲，付与耳孙世守之。烦君更为护幽，或恐意如犹有知。
攻鬼楼公铭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钟鼎款识》第十六卷，载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盖古者范铜精巧，镂以为器，生死皆用。自汉钱币益重，铜禁日严，工不宿业，于是陶土坚致与铁石等。予得光武时梓潼扈君墓砖，无叙所历之官，末云“千秋之□”（按，元迹空一字），模脱隶书，而非镌也。又有章帝时范君、谢君砖铭，以四字为句。厥后铜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隐起。以此知东汉铭墓，初犹用砖，久方刻石。绍兴中，予亲见常州宜兴邑中□□□，时太尉许＜有＞家有碑漫灭，惟前百余字可读，大略云：“□□（按，缺处仿佛“夫人”字）会稽山阴人，姓刘氏，太尉之妇也。”任在梁撰《文章缘起》，乃谓志墓始晋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传东汉墓碑皆大隶，疑时尚未露见。”其说良是，惜乎洪公不见汉砖也。由今论之，自铜易砖，自砖斫石，愈久愈简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焕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献之《保母墓碑》，因详记于后。十二月壬寅平园老叟周必大。
右晋兴宁三年王献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阴农人辟土，得□砖于黄□冈，即是碑也。时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润，后有“晋献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观之，盖殉葬时物也。碑字十行，断缺之余，其文可读，笔力遒婉，真有父风。今归钱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后，得所归矣。碑云：“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富于兹土。”墓砖之出，实八百三十八年。献之前知如此，异哉！闰十二月既望会稽太守豫章李王子敬父子工书，妙绝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间金石刻，容有变坏，而此砖特陶土为之，乃知许寿诚为，差事至逆料数百载以期人知，则又超出形器之外，盖非止囿于笔墨畦迳者，尤未易以常情论也。开禧丁卯季春十日□城宋之瑞‘（按，宋之瑞，天台人。“城”字上当是“赤”字）。
此书后《兰亭》十二年作，是时献之犹未冠也。人多谓其劲健过于《兰亭》，是殆不然。夫观书之法，当如旧人，必老成而后见其全。庭少时，得献之《洛神赋》小书，世传小王晚年所作，妙极于此矣。后三十余年，亲见《保母》砖刻于临安旅舍，笔法精强，宛若二人所作者，恍然谓前所爱《洛神赋》为非也。久而思之，盖《保母》刻劲健卓立，而精神外发；《洛神赋》雍容和与，而劲健中藏。于是少壮、老成之别在是，而亦自喜观书之法尽于是。若其文之简易，事之符验，此正晋人当年习尚，或议此书之非真，则过也。开禧丁卯四月会稽南明山人黄庭。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砖，其来尚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周，冶土之埏精致，坚如金石。汉阳朔砖字云：“尉府壶壁，阳朔四年□朔始造。”其字画奇古。西汉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摄坟坛，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坟坛”，其二云“祝其卿坟坛”。夫砖有字，成帝时已见之；坟有刻，新室时已见之。晋大令保母之藏刻砖为志，亦当时承袭，视用金石为简省尔。志云：“善属文，能草书”，亦见闻间得于其父子笔冢墨池之余习。小研随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见志行之高秀欤？后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盖多邱垄中所得者。碑与器固可宝，其圹域为所钽坏隳而不顾，尚书楼公诗之断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鉴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按，以上二诗四跋，皆一手隶书，惜未著其姓氏也）。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钱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晋大令《保母志》并小研于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亲见之。志以砖刻，砖四垂，其三为钱文，皆隐起，已断为四。归王氏，又断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按，元迹“知”字旁笺）。第六行缺十二字，犹可考，曰：“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门方＞。”（今作“礻方）砚背刻“晋献之”，字上近右，复有“永和”字，乃划成，甚浅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砚石绝类灵璧，又似凤味，甚细而宜墨，微洼其中。或以为王氏旧物，用故洼，非也。按米氏《书史》，晋、唐砚制皆如此，点笔易圆也。自兴宁距今八百三十载八（按，“八载”，元迹倒写），异哉！物之隐显，抑有定数，而古之贤达，皆前能（按，“能前”，元迹倒写）知之欤？又按《画记》，大令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终，上推至乙丑岁，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语翰墨之妙，固不论也。此字与《兰亭叙》不少异，真大令之名迹。不经重摹，笔意具在，犹胜定武刻也。梁虞和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郡。故三吴之地，偏多遗迹。”盖右军自去官后，便家山阴，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云门寺乃大令故宅，去黄＜门方＞皆不远，宜有是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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