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敌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九年吕大防罢，章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石。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直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郡；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坐，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案：此条已见第三卷，惟中数语详略互异，今并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