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
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
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伊、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
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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