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吏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礻方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苟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卫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乏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赚，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