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又言：『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
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海防疏云：『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询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
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火、机器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敌駸駸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
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又言：『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有识者读公之疏，知公谋虑之远也。公在畿疆三十年，晏然无事，朝廷依之为万里长城。
当是时，竭忠谋国，所孜孜讲求洋务，前后创办者如设广方言馆于上海，设机器制造局于江南、上海、天津，设轮船招商局，开煤铁矿，开漠河金矿，创建铁路，筑旅顺船坞，设武备学堂于天津，设织布局于上海，设医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多购铁甲船，筑船坞，筑洋式炮台于大沽，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商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凡所经营者，皆远大之谟，皆中国应办之事；其效虽未尽着，而其后终必验也。
六年，中、俄议伊犁界，俄国兵轮游弋北洋，不敢近；时驻山海关则有曾公国荃、驻直隶乐亭则有鲍公超、驻天津则有公，淮军名将刘铭传、潘鼎新皆在京，周盛波、周盛传、吴长庆等皆在北军，宿将劲兵犹不少也。至八年法、越肇衅，朝议饬筹畿防；公覆奏：『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太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是时公所以自信者，实非虚语；外人亦谓北洋海防巩固，非二十万人不能攻旅顺，非四十万人不能攻天津、威海：故俄、法知难而退。
至光绪十九年，公年已七十矣；蒙两宫赐寿，四方诸侯远人皆来贺。好事者绘图以传，中外以为荣。然公不无隐忧：中兴贤租如曾文正公谢世已二十余年，老成如左、曾、杨、彭联翩将帅少有存者，即前督淮军名将皆老死。仁贤乏而空虚，祸患伏于未萌，而又以兵端不自我开误之；明年三月，遂有中、日争朝鲜之事。事机不顺，着着落后：初派水陆军至牙山，即不利；后陆军溃于平壤、海军挫于大东沟，失旅顺、失威海，师徒挠败，所丧实多：公于是威名大损。
无何，朝廷以王尚书文韶代为直隶总督，命公讲于日本。二十一年二月，公奏带长子参赞李经方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公不肯稍让。至第三次，归途遇刺客以小枪击公面伤颧，血满袍服；或见之曰：『此血所以报国』！公潸然曰：『舍予命，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日人亦敬之。时伊藤、陆奥躬诣慰问谢罪，甚恭；遂先将「停战节略」画押。朝廷闻之，传旨慰劳，并派李经芳为全权大臣；公虽创剧偃卧，犹授事机。
和议成，请病假，居京师。
十二月，奉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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