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唐此段言，绘声绘影，如目击者，而与白言已相迕刺。但故宫附注，白姓宫女，曾侍珍妃，惟于 珍妃在南海被责后，即为慈禧逐出，则庚子坠井之变，白何由知之？唐言纵较近似，而既自称仅为属垣之耳，前后终成揣摩。退一步言，事事属实，而殿上哝哝之语，亦莫能辨。以予意度之，所谓请帝留京者，殆尽在此哝哝数语中，其谈话非极中后之怒，极有筋力者，后不致决心了之。故终以景善日记中言，为可凭也。
妃被禁处为锺粹宫后北三所寿药房，窘辱备至。死后，那拉后追封为神。又梦妃搤其喉，尽肿， 因设神位祀之。推妃入宁寿宫井者，为崔玉桂，此皆北都旧人所习闻者。
慈禧之仇外心理
清之亡，自当以那拉后为首功。其残忍酷妬，奢骄褊很，诸恶德俱备，才亦足以济之。屡谋废立，虽不敢行，然先弒慈安，继摧光绪，胆力福命，皆过于雉曌矣。予前谈文道希，因而谈及珍妃致死之前后，妃固死于后手，然若谓壹如德宗珍妃之意，即可以不亡，亦为过论。珍妃得宠，即出卖差缺，鲁伯阳一案，是其显例，使其得志，未必有以逾西后也。珍妃于庚子临难时，言帝当留京，此亦可作两种看法。深言之，欲图变政，浅言之，则冀脱西后绊挟帝以自重耳。
且帝留京之语，乃为妃嫔昵帝者所恒言。当英法联军之役，西后方为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乃力主帝当留京，与珍妃如出一辙，谓非宫中妇寺遇变时必有之议论，不可得也。今撮举前此西后言，与后此珍妃言，相印证，可见历史事实宛成对耦，而际遇不同，后来菀枯遂若霄壤，亦所谓有幸有不幸。
吴柳堂罔极篇中记咸丰庚申事，云：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奏禀，概不发钞，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此懿贵妃，即那拉氏，后来庚子时挟帝西奔之慈禧也。又一节云：
「初七日，我军与夷兵战于齐化门外。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夷人逼近城边。先是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但格于二三老成，并在朝交章劝止，故有并无出巡之旨，且明降谕旨，有『能杀贼立功，立见赐赏』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初八日早，闻齐化门外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
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恐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据此，则当时懿妃所主帝当留京之理由，视后来珍妃尤堂皇而详切。后又有一节云：
「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荧惑帝听，仓皇北狩，弃宗庙人民于不顾，以致沦陷于夷，请速回銮，云云。自初间起，日日闻得与夷换和约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见，或因夷人所说难从，总未定局，居民愈觉不安。初六日，英夷来照会云，我国太无礼，致将伊国人虐死五人，索赔银五十万两。适俄夷亦来照会云：闻得夷人索赔五十万金，伊愿说合，令我们少赔。恭邸以此事即使说合，亦不过少十万八万，又承俄国一大人情矣，随托言『已许不能复改』谢之。
俄夷又来照会云：既已许赔五十万，自不必说，惟英国焚烧园亭，伊亦愿赔一百万两，前索二百万，减去一百万，只需一百万，便了事矣。恭邸答应，于初九日送去银五十万两。是时夷人所添十六条，无一不从者，当事者惟求其退兵，无一敢驳回，于是夷人大笑中国太无人矣。呜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贵妃闻恭王与洋人和，深以为耻，劝帝再开衅端。会帝病危，不愿离热河，于是报复之议遂寝矣。」
末段数言，则知那拉氏在彼时不但主张帝当留，且当留而力战。一可见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祸机，二可见其于当时之国力，实不甚了了，徒知报仇，而不肯细察原因比较力量，此处却与德宗珍妃不同。德宗非必甚明，然至少已知国力不如人，不应战而应留以讲理。使珍妃留京之策得行，则与当年那拉后留文宗之结果，必当大异也。
呜呼，唯尔时不当战而战，其终也所贻于国家民族者，乃为后来之当战而不能战。夫至当战而不能战，则其痛苦，宁能量计。溯而言之，假使咸同光宣以来，稍有明白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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