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向去如何守御，亲书实封闻奏，无拘以文者。」
吕大防对曰：诏问戎情狡狯，未测其诚心何如。臣愚以为戎人之情，自古无信。西夏自继迁以来，专事谲诈，惟朝廷御得其道，则诈无所施，或失其方，则骄而益肆，待遇之礼，不可不谨。然以臣观之，今日夏戎情略可见矣。羌人重于酬赛，先帝举大兵径抵灵武，几入其国，而不能以数万之觽入塞为报，永乐诸将，寡谋败事，使夏人仅得以借口。然自是王师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国举兵之成功，盖未足以为忧，此夏之无能为一也。自来开边进筑之始，彼必极力决争，乘其未完，至于三四，不能得而后已。
昨兰州之城，攘斥甚广，虽一再至，争不能得。去岁冰合，遂不复来，城既一完，彼望亦绝，此夏之无能为二也。比闻秉常极孱劣。梁氏既死，而秉常存亡未可知。若秉常已亡，则内难未已，何暇外图？虽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数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诚款者，盖苟欲观望迁延，不敢先发以示弱。以臣愚计，窃闻夏使旦夕到阙，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问其来使，今主上嗣登宝位，自大辽诸国皆遣使入贺，夏国是朝廷藩臣，何故独不至？以观其意，足以测其情伪矣。
又诏问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寨，亦虑孤僻，不易应援。弃之则弱国威，守之则终恐戎人在念。臣窃谓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盖思之未熟也。诏旨以为弱国威而已【一五】，又有取侮于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审计也。况兰州西使之地，本非夏国封境，又其君长尝受朝廷禄秩，元昊以来，方盗据其地。延庆城寨则接近汉界，一旦既得而弃之，未见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诏下本路，将会州一处，更不攻取，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州路。其兰州及延庆两路新建城寨，只据见得地界守御，亦可以稍安敌情，而为议和之计矣。
议者不过谓戍兵少则不足以出战，多则无力以供馈。臣愚以为绥、兰之地皆并塞美田，增招民兵垦辟以足食，则供馈之费省，专事守计，少存战兵，则骑兵可大减矣。其增招民兵，垦辟旷土，分守战之计，减供馈之费，如以为可，即乞下臣条析子细利害。又诏问边计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御。臣愚以为今日边计，惟择将帅为先，转运使为次，其它施设皆可取办。伏闻国初西戎之患，多在环、庆，太祖皇帝择姚内赟、董遵诲二骁将以守，二州租赋之入【一六】，兵械之费，一切付之，而听其自为。
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岛之力奉边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费御戎而有余。以此言之，守御之方，在于得人而已。臣愚以为陕西五路宜择威名忠亮之臣，不限文武，为之统帅，其次以为将佐。又择公正强明之臣以为转运使副，俾各择其材能，以充其任使之属官。被边之城，专事守计，而出战救援之兵，蓄于内郡。平居则散而耕，寇至则聚而守。且为内郡之兵以援之。视寇入之多寡深浅而必报之，无使其得志，亦不妄动以生事。守兵虽见大利不得出战，战兵虽见大利不得久在边。
如此则费省而易供，守坚而不堕其计。
又言：「臣向在永兴军日，得米脂降羌，且道秉常所为【一七】，使其言粗可信，必不能用其觽。又臣近馆伴北使，会语及夏国遣使入贡，北使却问作何人遣使。以此观之，秉常存亡，诚未可知。」又言：「元昊既得甘凉，遂有窥陇蜀之志，后缘唃氏中强，无以进取。今青唐乖乱，其势渐分，若中国又失洮兰之土，则他日陇蜀之患，不可不豫为之防。」又言：「臣愚以为今日边帅全藉威名曾经战阵之将以服敌气。窃为宜参用武帅，如刘昌祚、张守约、种师古辈，皆可为用。
但儒臣常议，或谓武将皆不可用，此不知边事之过计也。又臣伏见诏旨，陛下深虑边计，极为焦劳，以臣料之，今日西夏无继迁、元昊之强，中国有练卒精甲之备，苟将帅得人，固无足畏。」
范纯仁对曰：臣窃见夏国自朝廷用兵以来，近汉之民，颇失生业，并塞二百余里，不敢耕种，其国上下之人，皆欲讲和。又自陛下临御之初，圣政鼎新，凡有不便于民者悉为蠲除，每诏令一下，民间讙呼鼓舞，以至印卖传播，谓之快活条贯，此事实时闻于敌人。又边上臣僚，亦多体朝廷意，不纵侵扰。以此夏国必谓朝廷待之异于前时，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来之使，礼意既厚，是以接续肯来，以至累次不失恭顺，而终未敢复言请地者，其意应为前来朝廷拒之太峻，却虑启口之后，更失朝廷之意，则和好愈难。
今夏人又将到阙，愿选择押伴臣僚，使与推诚语论，因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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