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快奸邪憎怨之人，在此数人虽不足论，而朝廷之体实可深惜。又况内外人情汹汹未安，极须弹压。臣望陛下深思熟虑，诏大臣别作商量，使邪正有所辨，是非有所归，则天下服矣。若两存并留，终似未安，不免具此札子，伏乞留中详览，不胜幸甚！贴黄称：「臣当时奏事，难为一一条陈，近日曲谢圣恩，又不敢留身多时，故不得面奏。臣内怀区区，若畏避不言，实负任使，故具此札子，乞赐留中。」
又称：「臣再详温伯及焘等其势必不两立，焘等力求外任，而陛下终始保全，不使出外，恩礼虽厚，而不敢就职，盖逐人未有可处之理也。臣有愚见，窃谓陛下何惜暂出温伯，选一名郡委任去处，使之补外？温伯既动，则觽人自然安职，觽人既安，则温伯便可复召。盖前后事迹既不相接，则两皆无嫌，各得安处，不惟成就二圣爱养忠直之德，兼自可曲全温伯廉节，不妨他时任使。如蒙采纳，即乞于诸路帅臣合移那去处，差温伯前去。如此选任，不为无名，伏乞详酌，早赐批降指挥，或面谕三省施行。
」
又称：「臣等从前同共进拟温伯差遣，止见其人服阕召还旧职，不为过当，即不见得向后人情议论有利害如此。今来实不敢隐默遂非，上误圣政。兼为即今温伯及焘等差除已定多日，三省未敢别改，更须至密具奏陈，上烦中旨。」又称：「臣参预辅弼，非敢于逐人私有分别，兼焘等已罢言路，故言之无嫌。数内梁焘实是臣之故旧；朱光庭、刘安世，臣旧皆不识，自是司马光、吕公着引用；贾易则臣至今不曾相识；邓温伯则臣却与之故旧，甚熟，以兄拜之。
」（焘光庭十八日并出守，安世奉祠，贾易则七月八日已先除淮东宪。挚虽有此论列，讫不从也。）
御史中丞苏辙言：（苏辙言户部阙官，不得其时，附见八月十一日，其从违当考，或削去不用。）「臣伏以户部财赋出入之地，天下之剧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将乱。今权尚书梁焘方辞免不出，而两侍郎皆新除未到，独一韩宗道以刑部兼权，则是平日四人职事，而并在一人。况兼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户部，止及半日而已。乃本部之官吏，自来日出视事，几至日没而罢，今既无所统领，郎官多相随早出；及议论不一，凡事无所取决，以致文移壅滞，囚禁稽留。
臣愚以谓方正官未到之闲，当更差一二人时暂权摄。今学士、给、舍共有六人，职事稀简，宜择详熟吏事者俾权其职，庶几财赋重事不至旷废。（五月二十六日，梁焘权户书。六月四日，李之纯户侍，自成都召至；二十八日，范育户侍，自熙州召，七月十二日罢。七月十二日，苗时中户侍，自陕西召。）
甲辰，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言：「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添涨，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出于第三、第四铺，并清丰口一并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快，颇减北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当减落，若不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伏望下所属官司经画沙堤等口分水利害，庶免故道淤淀，上误国事。」诏都水使者□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司及李伟案视，具合措置事连书以闻。（旧录云：「先是，元丰四年因小□大决，议者欲复禹故道，神考曰：『陵谷更变，虽神禹复出，亦不可拘此故道。
盖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县为碍，壅遏水势，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若以道观之，水则未尝为患也。』乃下诏曰：『东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复修，将来更不修闭小□决口，候见大河归纳，应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经画以闻。其干涉州县修护城堤，并听立之处分。』元佑纷更，倡东流之议，竭河北民力，以遂其非，卒不能成，终如先帝诏旨。」新录辨曰：「诏书已见神宗实录，不必重载。既不载诏书，其首尾语言无从收附，此一段并合删去。
」玉牒云：「诏河北路监司、都水官按视东、北二流分水利害，措置以闻。」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守吏部尚书曾孝□卒。辍视朝一日，赠右光禄大夫。丙午，殿中侍御史杨康国言：「昨论王巩差除不当，闻改差管勾太平观，觽论未允，请送吏部。」诏巩令吏部与差太平观。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备实难，凡有所长，皆当不废。臣伏见右承议郎王巩生于富贵，志节甚坚，好学力文，练达世务。昔熙宁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屡欲用巩，巩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从。
每上书言事，多切时病，□充、冯京器其为人，尝与议及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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