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今闻瓘以宰属议论不合，因此罢去，审如所传，不惟有遗人材，亦虑有失人望。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谨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宋史》云云，门户之见也。
）
５、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於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
章疏中止於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於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等。
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於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著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著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著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著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閒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
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於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著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閒侍从臣僚，无不闻知。
则惇方贬光、公著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门下，又是亲戚，惇既与希为党，以希之故，阴欲庇珪。而祖洽论珪事，乃引光、公著与珪为比，谓光、公著已贬节度副使，则珪岂可置而不行惇时王珪之贬，因祖洽屡有章疏，至光、公著，则已贬节度副使，其后并无人言，又别无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与珪皆贬，则惇岂尝见问，恕亦何尝闻知惇但既贬光、公著后，恕徐闻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娄后事犹可虑’，乃以为幸其如此，兼观光责词，谓其‘实藏祸心’，则其旨可知也。
至於吕公著责词，则与责节副词大节皆相表悰，其后别无罪名，然不知惇当日因何与光并责也？惇既贬光，知其别无事因，即於贬光之日，旋画旨下编类所，应事干臣僚，并仰本所直行取会，仍备坐；若有隐匿、增减、漏泄，并科除名之罪。贬光后五十二日，编类所方行牒来，止於取会司马光语言而已，与吕公著了无相干也。恕即回牒，具坐元丰八年夏范祖禹与恕说‘曾与司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说及先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恕寻曾说与左仆射章惇及故左仆射蔡确，委是诣实。
回牒今在编类所案卷中，可以检照。恕止云光言‘犹可虑’，则是忧虑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虑之言乃反指为祸心也？兼当年二月初，责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有‘潜怀睥睨之邪计，欲快倾摇之二心’，此两句，固已指光‘犹可虑’之言以为邪计、二心，但其言不甚别白尔。至贬光海外之日，则云‘乃与凶党实藏祸心，至引宣训衰乱不道之谋，借喻宝慈圣烈非意之事。兴言及此，积虑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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