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
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
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
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
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
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
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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