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汉世国家有大典礼、大政令、大刑狱、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其议者固不能一，必有参差不齐者矣，於是天子称制决之，曰“丞相议是”，或曰“廷尉当是”，而群下厌然无有不服者。今陛下听群臣各尽其情以议事，此诚善矣。然终不肯以圣志裁决，遂使群臣有尚胜者以巧文相攻，辨口相挤，至于再，至於三，互相反覆，无有限极。臣愚深恐亏朝廷之政体，损陛下之明德，流闻四方，取轻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
若权衡之於轻重，规矩之於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知本根既植，则枝叶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妇人阿云，谋杀其夫，重伤垂死，情无可愍，在理甚明。已伤不首，於法无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断。事已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为死罪。而前知登州许遵文过饰非，妄为巧说，朝廷命两制定夺者再，命两府定夺者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纵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妇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广，万几之众，其事之细，何啻秋毫之末？
朝廷欲断其狱，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纷纭至此，设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将何以决之？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事，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今议论岁馀而后成法，终於？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
若此之类，臣窃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众人之所私议窃叹而莫敢明言者。臣独以受恩深重，不顾斧钺为陛下言之，惟圣明裁察。又案：《纪事本末》附丙申日。是月乙未朔，丙申为八月初二日。《宋史全文资治通鉴》与《纪事》同日。据《传家集》注云：八月初五日上。以乙未朔推之，初五乃己亥日也，两异其日，必有一误。今依《纪事》附丙申日。）
３、壬寅，权知曹州韩铎除河东路提点刑狱使。（《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十月甲戌，提点河东刑狱、屯田郎中韩铎徙陕西。原注：权知曹州、除河东宪在二年八月初八日。案：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云：圣旨处分敕令所立法，凡安抚、提刑司处，皆以师宪为名。）
４、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酒税，（案：《宋史·本纪》作“盐税”。御史悰行钱凯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凯等言曰：“臣窃见陛下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案：《宋史》作“执政以来”。未逾年，案：《宋史》作“未逾数月。”中外人情嚣然不安。案：《宋史》作“胥动”。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案：《编年备要》此下有云：“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跻治於成、康。今安石反以管、商权霸之术，战国纵横之治，取媚朝廷。
陛下遽信其言，侵夺三司利柄，开局置官，引三人者议事，用八人者分行。所辟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徒，岂能通晓钱穀、周知天下利源乎？复引薛向为发运使兼领均输之职，信如诏书之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固亦无害，然使小人用事，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商贾既不行，则诸路税课亏失，是先丧其国之常入，其何以仰给经费？官司贩易物有难售者，未免均配在民，以取其直。物既壅塞，难於脱祸，则必有鬻田产、破家业以应期会者，不然，则淫刑、滥罚从而加之矣。
兼薛向多用耳目刺州县短长，从而胁之，俾承裒敛非道之事。去年，许遵妄议谋杀自首按问之法，朝廷委安石与司马光定夺。光则持公请依旧法，安石则偏见而立新议。差韩维再议，而皆附安石之法。又令密院同议文彦博所定，既协公道。陛下以众人所议委富弼看详，富弼在病告，不俟其出，朝廷即行安石所定，良由同列畏其强，陛下惑其辨，乃至此耳。小人章辟光妄献岐邸外迁之议，吕诲乞加谴逐，安石百端阻格，诲竟黜降。故事，若昭文在假，集贤尚不敢专行圣旨，岂如安石傲视同列，旁若无人，爱增予夺，一出於己？
”上阅疏曰：“此皆挟情，非竭节以补时事者。”《东都事略》云：熙宁初，琦自通判歙州召为侍御史，凯自知乌程县召为侍御史悰行。王安石初得政，专恃胸臆，轻易宪度，侵夺三司利柄。而曾公亮依违固宠，畏避不言。琦、凯与刘述上疏以为：“安石自应举历官以来，莫不尊尚尧、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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