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汶、泗合流，至济宁分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临清。河流深浅，舟楫通塞，系乎泊水之消长。泊水夏秋有余，冬春不足，非经理河源，及引别水以益之，必有浅涩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宁阳县已筑坝堰，使其水尽入新河。东平州之东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时开浚。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当浚者仅三里，河身宜筑堰者计百八十丈。”从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东御史许堪言：“去年卫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书宋礼相度措置。夏四月，尚书宋礼奏：“自卫河东北至旧黄河一十二里内，五里旧河有沟渠。五里系古路，二里系平地。今开河泄水以入旧黄河，则至海丰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为之。
九月工部主事蔺芳言：“中滦分导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垫，诚万世之利。然缘河新筑护岸扫座，用蒲绳泥草，不能经久。臣愚以为若用木编成大囤，若栏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钉之，中实以石，却以横木贯于椿表，牢筑堤土，则水可以杀，堤可以固，而河患息。”从之。尚书宋礼荐其才，擢为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浚镇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达于江。十三年三月，罢海运粮。命平江伯陈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以从河运，岁运三百余万石。初，漕运北京，舟至淮安，过坝渡淮，以达清河，输挽甚艰。故老为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鸭陈口，仅二十里，与清河口相值。宜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从之。乃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就管家湖筑堤旦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闸，曰：移风、清江、福兴、新庄，以时启闭。
浚仪真、瓜州通潮。凿吕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势。开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亘四十里。淮滨作常盈仓五十区，贮江南输税。徐州、济宁、临清、德州皆建仓，使转输。议以原坐太仓岁粮，苏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名为“支运”。年凡四次。河浅胶舟处，滨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浅夫，俾导舟。
其可行处，缘河堤凿井树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浅船三千余艘，海运遂罢。凡漕渠在齐、鲁间者，宋礼功为多。在江、淮间者，陈功为多。
十四年，设淮安之清河、福兴，徐州之沽头、金沟，山东之谷亭、鲁桥等闸，各置官。于是漕运始达通州。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复言：“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七年，置吕梁漕渠石闸。初，陈以吕梁上洪地险水急，漕舟难行，奏令民于旧洪西岸凿渠深二尺，阔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复欲深凿，置石闸三，时其启闭以节水，庶几往来无虞。
事闻，命附近军卫及山东布政司量发民夫工匠协成之。宪宗成化四年，初，正统间，漕米入庾，始有锐。至是，帝诘锐米，户部执曝扬之数。取米石，一其锐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为耗。巡抚江南邢宥修复运河坝闸。先是，正统初，巡抚周忱经理运道，武进奔牛、吕城设为坝闸，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称便利。迨景泰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有议从蔡泾、孟渎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顺间，巡抚崔恭奏请从周忱故道，增置五闸。至是成之。
七年，罢瓜、淮兑运。并改四仓之支运者，俱令兑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仓故无耗者，准量给耗米。又复在军运。寻复定兑运改兑之额：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别贮额外米于临、德，曰“预备米”，以备漕米之拨补也。先是，宣德间，定耗例，二米一他物，盖仿洪武时附载土物之意，用以资君便民。至成化为改兑法，则悉从本色，听军易用，然多滞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粮运从河入，省轻赍银一十一万，诏给军三之一，并令三岁后，量减加耗以宽民。初，弘治中，议定折耗银曰轻赍，凡轻赍之银官给之。大抵米以备远涉及显加之耗，银以备佣僦铺垫之用。要之，正米无缺而止。正外诸羡，尽归旗卒，官无利焉。一时军卒饶逸，漕运于斯为盛。亡何，漕抚李蕙请赍余贮库，听来年缺者贷偿之。上可其奏，着为令。嘉靖初，河漕总兵杨宏奏：“轻赍随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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