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及身后，杨慎谪死贬所。濮议诸臣，旋蒙赐还；兴国之狱，无复金鸡。此则世宗乏锡类之仁，亦璁、萼诸人无休休之量也。至于丰坊倡议，严嵩附和，严父之说兴，睿宗之号进。孝宗几疑通宫，武庙嫌跻新鬼，以明察始，以丰祢终。盖丰坊固子政之刘歆，分宜实议礼之林甫，善作者不必善成。惜乎！不令张孚敬见也。
卷五十一
○更定祀典世宗嘉靖九年二月，给事中夏言请更郊祀。洪武初，中书省臣李善长等进《郊社宗庙议》：“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岁从；夏至则祀地于方泽，以五岳、
五镇、四海、四渎从。德祖而下四代各为庙，庙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庙，孟夏、孟秋、孟冬、岁除则合祭于高祖庙。祀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太祖从之。行之十年，水旱不时，多灾异。太祖曰：“天地犹父母也，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谓礼。”乃以冬至合祀天地于奉天殿，列朝仍之。至是，给事中夏言上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泽。是故兆于南郊，就阳之义；瘗于北郊，即阴之象。凡以顺天地之性，审阴阳之位也。岂有崇树栋宇，拟之人道者哉！至于一祖二宗之配享，诸坛之从事，不于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礼，俱当有辨。因引程、朱之论，以驳合祀之不经。”疏入，上方以大礼恚群臣，将大有更易，得之甚悦。赐言四品服织币，以旌其忠。
夏四月，廷臣集议郊祀典礼。先是，夏言疏见纳，詹事霍韬嫉之，上言“分郊为紊朝政、乱祖制”。帝置不问。韬复为书遗言，甚言“祖宗定制不可变。《周礼》为王莽伪书，宋儒议论皆为梦语。东西郊之说起，自是而九庙亦可更矣”。言飞章并其书上之，帝怒，下韬狱。于是中允廖道南上疏，杂引《周礼》、《汉志》、《唐六典》诸书，以明我朝郊庙之礼，皆所当议。其略曰：“我太祖高皇帝初年建圜丘钟山之阳，方丘钟山之阴，分祀天地。至十年，感斋居阴雨之应，览京房灾异之说，始命即旧址为坛，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万世帝王之道，礼本太始者也；后之合祀，感一时灾异之应，礼缘人情者也。太宗迁都，当时未有建白，以复古制者，礼乐百年而后兴，讵不信哉？至于宗庙之制，国初立四亲庙，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尤右。昭穆有定位，有定时，视商、周七庙、九庙，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庙，乃比汉人同堂异室之制。时享岁，则设累朝衣冠于神座而祀之。于是始以功臣配享矣，恐非古先圣王尊尊亲亲之道也。《周礼大宗伯》：‘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我圣祖亦有朝日、夕月之礼，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且今之大祀殿，正仿古明堂之制。宜法圣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圣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礼；兆大明于东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礼。增太庙大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两庑。庶尊尊有杀，亲亲有等，而古典复。”疏入，下礼臣议，赞善蔡■，修撰伦以训、姚涞，祭酒许诏，学士张潮，编修欧阳德，给事中陈侃、赵廷瑞，御史陈讲、谭■皆以合祀为宜，而涞言犹切。夏言复疏，申明祀享之议，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宜奉太祖配天于圜丘，所以尊太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所以尊太宗。”于是复会群臣集议。右都御史汪钅宏、编修程文德、给事中孙应奎、御史李循义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学士张璁、董、闻渊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谓成宪不可轻改，时诎不可更作。尚书李瓒、编修王教、给事中魏良弼、御史傅炯、行人秦鳌、柯乔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坛为方丘。尚书方献夫、李承勋，詹事霍韬、魏校，编修徐阶，郎中李默、王道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为非。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无所可否。帝命再议。于是张璁杂引《五经》及诸史言郊祀者，条析合祀之非，明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议》，上之。又疏言：“太祖、太宗分配未当。”帝然其郊议疏，言不报。尚书方献夫、詹事霍韬亦上言，前主合祀非是。帝不问，寻复韬职。
五月，初建四郊，群臣议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祗室；作朝日坛于东郊；夕月坛于西郊。
秋七月，罢姚广孝配享太庙，移祀于大兴隆寺，从礼部尚书李时之请也。罢列代帝王南郊从祀及南京庙祭，命立帝王庙于京师。初立文华殿圣师之祭，奉皇帝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
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武王南向，左先圣周公，右先师孔子，东西向。凡岁，春秋开讲先期一日，皇帝皮弁服，拜跪行奠礼。
冬十月，正孔子祀典，易木主及厘正从祀诸贤。洪武初，司业宋濂上《孔子庙堂议》，略曰：“世之言礼者，皆出于孔子。不以礼祀孔子，亵祀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
汉章帝幸鲁祠孔子，帝西向再拜。《开元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三献官西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