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不可者五。夫禁于洪塘，犹曰虑根本也，而沙埕北粟，与闽何异，而亦禁之，至使寨游兵船，动以接济为题目，其害不可胜言。禁于洪塘，又禁于沙埕，禁闽粟又禁北粟，令民何所措手足乎？其不可者六。郑芝龙之初起也，不过数十船耳，至丙寅而一百二十只，丁卯遂至七百，今并诸种贼计之，船且千矣。若曰禁接济以绝贼饷道，饷道绝矣，何以一年而贼加十倍乎？岂非驱吾民以与之耶？其不可七也。
或曰，子欲弛禁，如根本何？曰，吾正虑根本也。吾郡米粟多出上府，而邵武粟乃自新城、广昌至，得利则流通，禁严则止，而上府之粟且不下，是自绝其源也。是非根本虑乎？福郡沿海数十万人，亦根本赤子也。今上籴扼于闽安镇，北籴又扼于兵船。食者，民之所天，持之急则乱恐难收拾。吾之所虑乃在此。昔张咏在杭，值岁饥，获盐贩数千人，悉纵之。或以法谏。咏曰，使此辈作贼，不知何法能收。蔡齐在河北，值饥，许民贩盐自活，河北以宁。古人弭乱，岂在羽檄飞驰、生民涂炭之日，而后戒哉？度其必至之势，审乎利害之分，而豫为之处。法有所不问，衅有所必窒，惟恐民散而为盗，况为厉禁以驱之耶？吾以米当引其所自来，奸当察其所自往。厉禁则上米不来，而下且多漏，不如明令海商告贩，给文以往，取彼回文为验，无回文者必法。则其往有数，其来可稽，可以示德于南人，而他奸亦绝。何至遏籴殃及吾民也哉？
或曰，军门近招南商，给粟籴于上府；何如？曰，无益也。南商籴于上府，溪道远，烦费多，给粟往返，不下月余，南民从釜底望粟，而令饿以待之，殍矣。且上府粟是吾郡海民利，而以予南人不便。不若开沙埕禁，以北粟予南人，泛自广往。
由今思之，则朱纨曲突徙薪之策，胜于十万之师，犹当追录而祀之，奈何使蒙不白之冤于异世乎？伏乞敕下臣部，早选才望有方略者为福建海道，专主海禁，假以便宜，凡恶少通倭有据及大姓出母钱资之通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武王拘戮群饮之义。若海道能禁绝通倭，卓有成绩，加衔进秩，与之久任。或照边方兵备，一体超升。仍乞敕下兵、体二部，议勘朱纨当日因何受逮，曾否严行海禁。果无他罪，止因海禁，为士夫所中，乞为申白，建祠原镇地方，以风任事之臣。详勘戚继光救闽功次，并蓟门十五年不罹兵患，其功当比何人，或并名将俞大猷一体赐谥，使忠勇者乐忘其死，亦今日急务也（崇相集严海禁疏）。
崇祯十二年，给事中傅元初疏言：万历间开洋市于漳州府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有余两，以充闽中兵饷。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遂致盗贼劫掠，兼以红毛番时来猖獗，夺取船货。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然语云：海上，闽人之田。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为害尤酷。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与红毛番为市。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杂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为市。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此皆臣乡之大可忧者。
夫利归于奸民，而使公家岁失二万余金之饷，犹可言也。利归于奸民，而使沿海将领、不肖有司因以为奇货，掩耳盗铃，利权在下，将来且有不可言者。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除军器、硫磺、焰硝违禁之物不许贩卖外，听闽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丝客、江西陶人，各趋之者莫可胜计，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一利也。是沿海贫民多资以为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二利也。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利，奸而接济，勾引之祸可杜，三利也。窃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实置在泉州，载旧制可考，广东香山湾亦见有税额，闽、广一体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实闽省之公言也（郡国利病书）。
八闽多山少田，又无水港，民本艰食，自非肩挑步担，踰山度岭，则虽斗石之储，亦不可得。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海船运米，可以仰给。在南则资于广，而惠、潮之米为多，在北则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元锺所专造运船，贩米至福行粜，利常三倍。每至辄几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广、浙之人亦大利焉。
兵兴，山岭戒严，担负既难，而募调之费又众，大户所积，莫肯轻粜，海运又厉禁焉。民食兵饷，如之何而不匮也？故经略福建之策，莫先于处糗粮。其一，须申明祖宗之意，止禁双桅船只私通番货，以启边衅，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其二，官府提编银两，输解督府，春夏给为兵粮，时价方贵，有银无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银秋籴贱米，则米数多，春而随兵所至，就以为饷，官与兵不两利乎（筹海图编）。
都司戴冲霄云：闽中事体与浙直不同，惟在抚之得宜而已。盖「寸板不许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则海滨之民，有鱼盐之利，可以聊生。若福建漳、泉等处，多山少田，平日仰给，全赖广东惠、潮之米，海禁严急，惠、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