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岁而暴，岂才质使之然也﹖」
百家谨案：子刘子《论语学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犹言相同，言性善也。圣人就有生以后气质用事，杂糅不齐之中，指点粹然之体，此无啬，彼无丰。但人生有气质，此性若囿于气质之中，气习用事，各任其所习而往，或相倍蓰什佰千万无算，此岂性之故哉！夫习虽不能不岐乎远，然苟知其远而亟返之，则远者复归于近，即习即性，性体着矣。此章性解纷纷，只是模一近字。《记》云：『执柯以伐柯，其则不远。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此近之说也。两下只作一处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万人千万世较量，只是一个。若是彷佛相违，便是善与利之间，差之毫厘，缪以千里矣。此个争差些子不得。今说『习相远』，亦只差些便了，难说相近是一尺，远是寻丈。如两人面貌相像，毕竟种种不同，安得为近。且所谓近，果善乎﹖恶乎﹖善恶混乎﹖善只是一个，恶亦是一个。有善有恶，便是天渊，岂有善恶总在一处者。如说恶，则恶是一个；如说无善无恶，则近在何处﹖盖孔子分明说性善也。说者谓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分析后，便令性学不明，故说孔子言性是气质之性，孟子言性是义理之性。愚谓气质还他是气质，如何扯着性﹖性是气质中指点义理者，非气质即为性也。清浊厚薄不同，是气质一定之分，为习所从出者。气质就习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气质言性，是以习言性也。圣人正恐人混性于习，故判别两项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两人寻性，善相同也。后人不解相近之说，始有『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说。至荀卿直曰恶，扬子善恶混，种种滥觞，极矣。」
杨开沅谨案：蕺山云「气质就习上看」，则可；若以气质为习所从出，似不尽然。胎教以前，气质由于习；既生以后，则有习由于气质者。然究竟气质由习而成者多。
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不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又问：「愚可变否﹖」曰：「可。孔子谓『上知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弃者则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弃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岂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弃，不肯去学，故移不得。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谨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明明言无不善之才矣。今夫麦播种，能抽芽发穗，结实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为性。盖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见，不可言性善而后才善也，又恶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实不可移，将谓才无不善，降无尔殊乎﹖嗟乎，此从来言性学之葛藤，最难剖断。于是后儒遂谓：「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气质之性也。孟子之言善，义理之性也。」将一性岐而二之。不知性者。从气质中指其义理之名。义理无气质，从何托体﹖气质无义理，不成人类。气质、义理，一物也，即一性也。试为从本言之。《易传》不云乎：「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继之而言，阴阳天命之流行，尚未着于人物，其时道体之冲和于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赋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气质得阴阳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气质而有也。有是气质，而后有是性，则性之善亦因气质之善而善之也。如将一粒麦种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气，生意显然成象便是质。如何将一粒分作两项，曰性善气质不善﹖然而知愚贤不肖生来不等者，天命至精，着于生初，当其在胎之时，即有习染，所以古人有胎教之言。如此麦落地而有肥硗雨露人事之不齐，说不得麦之性不同也。孔子言「习相远」，习不仅在堕地之后，其在胎时即有习矣。总之，于天命之性无与也。
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
刘蕺山曰：性即理也，即伯子所谓天理。
百家谨案：《孟子师说》：「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极须理会。单为人性言之则可，欲以该万物之性则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据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谓人物皆禀天地之理以为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是。夫所谓理者，仁义礼智是也，禽兽何尝有是。如虎狼之残忍，牛犬之顽钝，皆不可不谓之性。具此知觉，即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不知物之知觉，绝非人之知觉，其不同先在乎气也。理者，纯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虽桀、纣之凶恶，未尝不知此事是恶，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